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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之士，当先立身。自愧得生人道，每日焚香，稽首皈依太上大道三宝。首陈以往之愆，祈请自新之祐。披阅经典，广览玄文，屏除害人损物之心，克务好生济人之念，孜孜向善，事事求真，精严香火，孝顺父母，恭敬尊长，动止端庄，威仪整肃，勿生邪淫妄想，勿游花衢柳陌，勿临诛戮之场，勿亲尸秽之地。清静身心，远离恶党。始宜寻师访道，请问高人。

此乃初真之士，当依此道行之。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日下午就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总结运用历史经验，立足我国宗教工作实际，强化系统观念，加强体制规范建设，加强综合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张训谋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宗教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鲜明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完善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推动新时代宗教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不断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才能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

习近平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必然要求。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指出，我国各宗教只有始终扎根中华大地、浸润中华文化，才能健康传承。要植根中华五千年文明，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

习近平强调，激发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至关重要。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提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水平。

习近平指出，依法治理宗教事务，是正确处理宗教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严格执法，切实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深化战略性、基础性、现实性问题研究，加强宗教工作队伍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进一步形成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合力。

（来源：新华社）

“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清静经》）此段经文深刻揭示了“道”作为宇宙终极法则的无形、无情、无名特质。在道教核心义理中，奉“道”为圭臬，实则蕴藏着华夏先民数千年来洞察宇宙、安顿身心、协和人伦的元始智慧与行动哲学——一种基于系统观和实践论的深刻洞见。

一、道：玄牝之门与符契万有的元系统

“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德经》）这“强名”的坦率，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局限，也暗示了先贤的卓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需要一个强大的符号化认知框架（“符契体系”），来模拟和把握那无形无名的宇宙总规律。

试观“天干地支”系统：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这些看似基础的文字符号，绝非简单的标签。当它们依特定的时空逻辑（如循环相生、五行生克、方位时序）进行动态组合与层级嵌套时，便构建起一个精巧的模拟宇宙运行规律的“元模型”。六十甲子的循环，不是封闭的数字游戏，而是对天体周期、物候变迁、生命节律等复杂系统协同振荡的抽象表达。它迥异于西方基于原子化单元（如字母、数字）的线性逻辑推演，而展现出东方特有的整体性、关联性、生成性——一种基于“关系”和“过程”的“系统涌现”观。这套符号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强大的适应性解释力：它既是实用的历法基石（精准指导农时），也是探索天人关系的思维导航图。它提示我们，黄老之“道”的智慧，本质上是一种构建认知宇宙万有之复杂关联网络的顶级“系统方法论”。其目的，在于帮助个体在浩瀚的宇宙网络中找到自身动态平衡的坐标，并实现与大道脉动同频的超越性生命体验。这是一种实践导向的、开放演化的生存智慧操作系统。

二、德：道之显化与情境智能的实践法则

“道”是那幽深的“源代码”，而“德”则是其在具体时空情境中运行显现的“程序输出”与“实践智慧”。《道德经》有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此“德”非僵化教条，而是万物（尤其人）在洞悉特定情境下“道”之运行机制（底层规律）后，所自然生发的适应性行为与创造性解决之道。它是“道”在具体境遇中的情境化映射与能动性表达。

“执著之者，不名道德”（《清静经》）的警醒，正是指向对“道”与“德”关系的误读。何谓“执著”？它表现为在缺乏对“道”（底层规律/系统法则）的深刻理解时，仅机械复制特定情境下的成功“输出”（“德”的表象）。如同仅知“斜塔实验”中“两球同时落地”的结果（输出），却未掌握其背后的“万有引力定律”（道/系统法则），更不懂其适用条件（变量/边界）。在中医，便是唯数据化指标是瞻，罔顾个体差异与动态系统；在修身，便是拘泥于特定姿态呼吸，忘却澄怀观道的本心；在人际，便是固守刻板规则，失去“齐同慈爱”的变通；在人与天地自然的互动中，便是僵化于仪式形式，不敢因时因地制宜。这种对“输出/表象”（德之迹）的刻舟求剑，必然在环境变量改变时失效，因为它脱离了驱动“德”的“道”——那生生不息的系统法则与变化枢机。真正的“德”，是深谙“道”之规则后的“情境智能”与“创造性应对”。

三、仙道可征：道德贯通与文明传承的信仰内核

古之谓“仙”者，非凡俗臆想之神祗，乃是在特定领域（技艺、德行、生命境界）中，将“道”之系统法则（底层规律）洞察至精微，并能因时、因地、因人将其创造性转化为卓越实践（德），从而突破常规、臻于化境的“超级实践者”与“系统优化大师”。故有“诗仙”“书仙”“药仙”之誉。其“仙迹”实为对大道在特定领域运行规则的极致把握与精妙运用的自然呈现。

这种对“仙”的理解，深深融入了民族的信仰基因。道教所尊奉的众多仙真，其原型多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系统解构者与实践创新者——那些以其非凡智慧（明道）与卓越实践（厚德），在某一领域重塑规则、优化系统、惠泽苍生的大贤大能。他们的智慧结晶与精神遗产，构成了华夏文明宝贵的“开源代码库”。道教丰富的科仪礼法，其核心精神亦深刻影响了民间慎终追远、崇德报功的习俗。因此，中华民族一种深沉的信仰力量，在于对那些成功“符契”了大道运行密码、并以卓越实践（德）泽被后世的历代先贤之智慧与精神的追慕、效法与传承。我们信奉的，是那些用生命解码了复杂系统、优化了人天关系的历史“道德算法”的缔造者。

结语：符契大道，智行合一

是故，道门中人，其根本使命在于“秉承大道”。此“秉承”，非为机械模仿“输出格式”（教条），而在于潜心“符契”那涵育万有的宇宙元系统之核心法则（道），成为深谙其运行逻辑的“系统解读者”与“规则洞察者”。进而，将此心领神会之“道”，化为生生不息、应物无方的“情境智能”与“创造性实践”（德），以此济世度人、和谐人天、齐同慈爱。唯有达到对“道”之系统性的深刻“符契”，方能生发出真正圆融无碍、应对无穷的“德”行。此即黄老思想历久弥新的精义：在变易的万象中把握不变的系统法则（道），在无限的差异中生成恰切的实践智慧（德），使个体生命与文明传承，得以在浩瀚宇宙中，谱写智慧与和谐的壮丽篇章。

肘后救卒治疟之源：

岭南医祖葛洪的医药养生思想与成就（二）

陈椰

葛洪最主要医药著作是《肘后救卒方》，历史上该书称谓繁多，最通行名字是《肘后备急方》，又有《肘后百一方》、《补阙肘后方》、《附广肘后方》、《葛仙翁肘后备急方》、《肘后神方》、《葛氏方》、《葛氏肘后方》等名目，我们在下文简称《肘后方》。“肘后”，意思是指此书可以随身携带，以便医生在抢救急症病人时，或一般患者仓促遇疾不能就医时能及时参考应用，“救卒”之义为救治突发之病，“备急”指防备危急情况。这本书所列的疾病，涵盖了传染病、内科、外科、妇科、男科、儿科、五官科和虫毒伤等门类，详论病证，略述病源，因证取方，所列方药都是民间“率多易得之药”，“田舍试验之法”，它是中医药发展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不朽经典，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急救手册，更是“葛洪将中原医学理论与所收集的岭南医药特色相结合之作”。

《肘后方》的创作、来源及版本流变

《肘后方》成书于葛洪第一次在岭南罗浮山修道与返乡期间，他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谈到当时社会上的医疗状况之混乱：医生们大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而“寒白退士”多为儒生，并非专业医生，且性格高傲，不肯轻易为人驱使，如果请他们看病“乃多误人”[2]。这使得寻常百姓不便于找到医生，就算找到的医生也并非真心救民疾苦者，因此浅疾轻症往往变成沉疴重患，最后导致殒命。另外，人们在遇到急症也要到远方就医，经常枉送性命。

怀着这种恻隐之心，葛洪发愿要为一般民众提供一本实用的救急方书，使他们“家有此方，可不用医”。他参阅了当时流行的备急方书，如甘胡、吕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人各撰写了不少“备急方”，或一百十条，或九十四条，或八十五条，或四十六条，时人崇信这些方书，认为“皆为精悉，不可加也。”葛洪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书存在很多不足：第一是内容不完备，未能“穷诸病状”，内容多寡不一；第二是“浑漫杂错，无其条实”，即病症杂糅，分类无条理，如果患者在紧急中“不可即得”，容易延误病情；第三是“用药珍贵，动数十种”，一般人家或穷乡僻壤无力购求，哪怕是富贵人家或“居京都者”平日没有储备，亦“不可卒办”，肯定贻误病情；第四是所载针法太过专业，只有穴位名字，但不注明“处所分寸”，一般人“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自治之哉！”这样的话，哪怕有方书在身，患者也不能依法自疗。因此，葛洪认为应该面向大众，编写一部简便实用的救急手册，方便一般患者对症寻方，或采用针灸、按摩、推拿等易行之法急救自疗。

有鉴于以上诸家备急方书的缺点，葛洪“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先编成《玉函》一书，共一百卷。这部一百卷的大型医书《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被唐代“药王”孙思邈尊为可与华佗著述相媲美，在《千金翼方·序》中赞曰：“酌华公之《绿帙》，异术同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大概有感于书太大应用不便，葛洪乃“采其要约”，化裁百卷《玉函》而成三卷《肘后方》，可谓用心良苦。

据葛洪自述，他在撰写《肘后方》前“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帙》、《黄素方》，近将千卷。”[3]可见他用功之勤。据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肖艳红考证，《肘后方》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部分：

第一是传承了历代医家的验方。据他自述参阅的书籍，包括了张仲景的《秘要》、《金匮》，元化或华佗的《绿帙》、崔中书的《黄素方》，故《肘后方》中保留了不少前贤医方的内容。

第二是收录其妻鲍姑的灸法。鲍姑是在岭南结识的师长、南海太守鲍玄之女，被称为中华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灸家。史载，她“多行灸道于南海”，尤其善于用“越冈天产之艾”来灸除人身上的赘瘤。据考证，“越冈天产之艾”即广州越秀山满山遍野生长的“红脚艾”，后世称“鲍姑艾”，即广东刘寄奴。广州、南海、番禺及罗浮山周边地区的方志皆有记载鲍姑行医事迹，可见其在岭南地区深入人心。《罗浮山志会编》记载鲍姑与葛洪“相次登仙于玉鹅峰”（罗浮山飞云顶），《博罗县志》则记载鲍姑仙去后其父将沉香灵柩运至罗浮山与葛洪合葬于飞云顶。从某种意义上说，《肘后方》也是这对神仙眷侣在罗浮山的结晶。

第三是总结岭南、江东民间的土俗疗法。葛洪第一次隐居岭南长达十余年，观察到很多岭南独特的疾病，而他自己老家句容位于江东，江河密布，动植物药材资源丰富，故此也记载了许多这两地的药材与民间疗法。例如：记录南方独特的沙虱病，介绍此病主要是在水中洗澡时感染，其治疗方法可用布帛擦拭后敷粉，也可用大蒜灸法，还有借鉴岭南土著用茅叶或针挑去。如果病深，就用土俗方术法和药浴法：“若觉犹惛惛，见是其已太深，便应依土俗作方术，拂出，乃用诸汤药以浴。”又如脚气病，在岭南及江东等地较为常见，葛洪特地交代其症状的辨别特征，其治法可以“酒煮豉”：“取好豉一升，三蒸三曝干，以好酒三斗，渍之三宿可饮，随人多，欲预防不必待时，便与酒煮豉服之，脚弱其得小愈，及更营诸方服之，并及灸之”。另外，还有用南方独特的药酒——“蛮夷酒”治疗癞病的记载：“初觉皮肤不仁，或淫淫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瘾疹赤黑，此即急疗。蛮夷酒，佳善”。

第四是兼采了部分道教丹药及禁咒之法。道家修炼丹药，多用雄黄、丹砂等矿物药。葛洪从事道教炼丹，在其过程中发现矿物药对某些疾病有很好的疗效，也一一采纳入《肘后方》。如“真丹”，或作“真朱”、“真丹砂”：“真丹方寸匕，蜜三合，和服。口噤者，折齿下之。”“卒怜，停尸不能言者，桔梗（烧）二枚，末之，服。又方：鸡冠血和真朱，丸如小豆，内口中，与三四枚，瘥。”此外，道教有些独特的驱邪之法，例如用丹砂画符或用毛笔写字吞服，闭气或吞气祛除邪气，念咒语驱邪，用雄鸡、白鸭、白犬等动物驱邪或用其血驱邪等，也纳入《肘后方》中，如画符吞服：“治卒腹痛方：书舌上作风字，又画纸上作两蜈蚣相交，吞之。治卒心痛方：尽地作五行字，撮中央土，以水一升，搅饮之也。”又如闭气法：“又方：未发，头向南卧，五心及额舌七处，闭气，书'鬼'字”。再如用动物驱邪：“攘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当然，此类方法属于“祝由科”法术，今天看来有违科学，读者当区别对待：作为医史或道教史料，保存了当时人们对相关疾患之看法及处理方法，也反映了古时医巫同源；若当真作为疗法用于现实应急，则未免酿成深祸，贻笑方家。

《肘后方》一经问世，影响很大，流传甚广。梁朝大医家陶弘景称其“播于海内，因而济者，其效实多”。从现存目录学文献记载来看，在南北朝末至隋唐，此书有过二卷本、三卷本、四卷本、六卷本、九卷本、十卷本、十六卷本等不同传本，但今均不存，也可见其市场需求量之大。历代医家对此书极其重视，不断增订补阙，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肘后方》已经不是葛洪的原书原貌了。据考证，《肘后方》的形成与流传过程复杂，从产生到最后定型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选要创作期”：葛洪在隐居罗浮山到返回句容期间搜集百家杂方五百多卷，撰成在《玉函方》百卷，之后选取其要编成《肘后救卒方》三卷。

第二个阶段是“补阙分类期”：梁朝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与葛洪的身份类似，陶弘景是句容人，也是道教思想家、医药学家。他隐居茅山修道，撰写了《本草经集注》、《效验方》等医书，因见流传的《肘后救卒方》多有缺漏，于是在当时所存的八十六首救卒方的基础上增补成一百零一首，分上、中、下三卷，称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用朱、墨两种颜色将自己增加的内容与葛洪原书作了区分，并作了序。序云：“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于杂病单治，略为周遍矣。”可见陶氏当时的补阙下了一番苦心。陶弘景的补阙本是后世各种传本的祖本，可惜朱墨旧制没有被后世保留，所以今人难以区分哪些是葛氏原文，哪些是陶氏增补了。

第三个阶段是“增补校订期”：由唐代高宗则天皇帝时期的御医张文仲等人奉诏整理，将隋唐之有效验方加入《肘后方》中。

第四个阶段是“附广定型期”：在金代皇统四年，由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利用国子监的便利条件，博览精校，找到辽代乾统年间所刊的《肘后方》善本，在此基础上摘录唐慎微《证类本草》之方，以附方形式附于各篇之后，辑为《附广肘后备急方》八卷，遂成今制。杨用道是继陶弘景后整理《肘后方》的功臣，元代、明代之后各种刊本都是以杨本为祖本，但仍沿袭旧称，叫《肘后备急方》。

二、创获成就

《肘后方》在对疾病的诊断、记录、治疗上成就突出，尤其是传染病方面屡有创获，留下了世界传染病学史上的多项首次记载。

其一，首载沙虱（恙虫）的形态、习性及传播病毒的典型症状：“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在《抱朴子内篇·登涉》中，葛洪又说：“沙虱水陆皆有，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着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着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着爪上行动也。”[4]这些关于沙虱容易在早晨叮人，符合恙螨幼虫喜晨间集于草尖叮咬寄主的习性，也是人类第一次发现恙虫病的记录，确定其病原体一直要到1930年，日本人长马又郎发现其病原体为一种立克次体，寄生在恙虫体内，当虫螯刺人体时则侵入人体致病。

其二，首载用狂犬脑敷狂犬病人伤口疗法：“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这是用免疫学方法治疗狂犬病的先驱，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证实狂犬脑内有狂犬病毒抗体存在，现代免疫学预防狂犬病的方法就是注射疫苗——经过减毒的病毒。葛洪这种以毒攻毒的做法虽然未经减毒处理，但与现代免疫学的理念方法是相通的，因此被国际医学界推举为最早的免疫学思想。

其三，首载虏黄（传染性黄疸肝炎）病：“初唯觉四体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针对此病，葛洪创造了以纸染尿的方法来判断病情急缓：“急令溺白纸，纸即如柏染者，此热毒已入内，急治之。”他还发明了观察舌脉粗张与否来判断病情深浅、用割舌脉出血的方法抢救：“若己深，应看其舌下两边，有白脉弥弥处，芦刀割破之，紫血出数升，亦歇。”[6]舌脉若流血不止，可用纺车铁烧灼止血。另外，该病处方是瓜蒂赤小豆散，现代研究证明了甜瓜蒂有逆转细胞免疫缺陷和激发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可用于治疗癌症、病毒性肝炎等疾病。

其四，首载“虏疮”（天花病）典型症状，并指出其流行由战争俘虏携带传播：“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减，此恶毒之气。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诸医参详作治，用之有效。方：取好蜜通身上摩，亦可以蜜煎升麻，并数数食。又方：以水浓煮升麻，绵沾洗之，苦酒渍弥好，但痛难忍。”[7]从这段记载来看，天花的症状为头面部与四肢有疱疹，迅速蔓延到全身，疱内有白浆，疱随时会破，又会发出新的。若不及时治疗，严重者多致死亡。若医治得愈，患者面部出现紫黑色瘢痕，要经过一年颜色才始渐消退。《肘后方》明确记载此病于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在南阳击虏后开始流传，故称“虏疮”。至永徽四年，此病从西向东传染，很快就传遍国内。其治疗方法有煮葵菜，与蒜齑同服或者用蜂蜜涂抹全身，以及用蜂蜜煎升麻服用等等。

其五，首载马嚼人作疮（马鼻疽）导致的症状以及传染途径。除了被马咬伤外，还可因“人体上先有疮而乘马，马汗若马毛入疮中，或但为马气所蒸，皆致肿痛烦热，入腹则杀人”，或者因为“剥死马，马骨伤人手，毒攻欲死。”[8]欧洲在四世纪时虽也认识到该病由动物传染人，却要等到1787—1889年，经过病马鼻涕实验才证实了该病源是马鼻疽杆菌。

其六，首载溪毒（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域在“东间诸山县”，“春月皆得”，症状类似伤寒：“尽患疮痢，但寒热烦疼不解，便致死”。[9]隋代名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疫区及病状的详细记载，通过这些描述基本断定与春日下水种田而感染急性血吸虫病相符。

其七，首载尸注（肺结核病），典型症状是“使人寒热淋沥、恍恍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10]开出的处方中有桑白皮、松萝、桃仁、獭肝等药物至今仍是治疗结核病常用药，尤其是松萝的抗结核杆菌功能已经被现代药理学所证实。

其八，首载疟疾特效方。有两种药物方剂为后世瞩目，第一是“青蒿一握，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11]我国学者已经用青蒿创制抗疟新药，谱写人类抗疟史新篇章，下文再详述。第二是14条以常山为主药的方剂。现在知道常山全碱的抗疟功效是奎宁的26倍，缺点是呕吐的那个副作用，中医称为“吐疟”。

其九，首载脚气病的流行病学“先起岭南，稍来江东”，根据临床症状“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痹，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此其候也。不即治即转上人腹，发热便杀人”。[12]可见他区分为痛痹不仁（干型）、两胫肿满（湿型）、入腹发气（脚气冲心型）三型，并能运用含维生素B1较多的大豆、赤小豆、芝麻以及松叶等药物治疗。

其十，首载治疗“卒心痛”两个有效药：黄连和苦参：“黄连八两，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渣，温服五合，每日三服”和“苦参三两，苦酒升半，煮取八合，分再服。亦可用水，无煮者，生亦可用。”[13]今知两药有抗心律失常、改善心肌供血、降低血脂等作用，已广泛用于治疗冠心病。

在外治疗法方面葛洪也堪称大家，他创造出不少有关简便有效的临床治疗技术，主要成就如下：

其一，首创隔物灸法，如隔蒜灸、隔盐灸、隔椒灸、隔面饼灸等，其目的是减少于皮肤上直接壮灸发生的灸疮，疗效也极好。其中隔蒜灸至今仍在临床运用于养生保健，葛洪则是用来治“沙虱毒疮”：“以大蒜十片，着热灰中，温之令热，断蒜及热柱疮上，尽十片，复以艾灸疮上七壮，则良。”[14]

其二，首创瓦甑熏灸法与艾管熏灸法。就是将艾揉成丸置于瓦甑与竹管中、点燃，使艾气从一孔中出烟，熏灼患处。如葛洪用此法治疗中风导致的身体掣痛：“取干艾叶一斛斗许，丸之，纳瓦甑下，塞余孔，唯留一目。以痛处着甑目下，烧艾以熏之，一时间愈矣。”[15]

其三，首创指针法，即是以指代针进行治疗急病的一种方法，它包括了掐法、点法、捣法等，即以指甲掐穴、指端按穴和指端捣击穴位，都属于指针疗法的范畴，是推拿疗法的一种常用手法。如指掐人中急救昏迷病人：“爪其病人人中取醒”，又如点按巨阙穴救卒发心痛：“闭气忍之数十度，以手大指按心下宛宛中，取愈。”[16]再如抓揉中脘穴治腹痛：“令卧高一尺许，拄膝使腹皮跏气入胸，令人抓其脐上一寸便愈。”这些指针疗法，不仅因其有效而沿用至今，并且对后世的指针疗法的发展，有其重要指导意义。

其四，首载前人未有的经外奇穴，如脐中四边、腰眼、十宣、中魁、内踝、外踝等穴，今仍广泛应用在针灸中。

其五，首载以“抄腹法”、“捏脊法”治疗急腹痛。其法：“使病患伏卧，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令病人自纵轻重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这种方法实是今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肠梗阻颠簸疗法的来源。捏脊法是医者以手“拈去其脊骨皮深取痛引之，从龟尾至顶乃止，未愈更为之”。[17]捏脊法手法在今天已更为完善，适应范围更为扩大，常用于小儿食思不振、消化不良、疳积、厌食等症，亦用于成人的高血压病。

其六，首创扩胸法急救窒息，作法是“捧两手忽放之”，即用病人两上肢挤按胸廓，然后再扩胸放开的一种复苏术，用于自缢死、卒中恶死的急救。

其七，首创导尿与灌肠术。针对“治小腹满，不得小便”葛洪开出的处方是：“细末雌黄，蜜和丸，取如枣核大，纳溺孔中，令半寸，亦以竹管注阴，令痛朔之通”[18]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导尿术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王瓜》条引用《肘后备急方》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云：“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许水解之，筒吹入下部；大便不通，上方吹入肛门内；二便不通，前后吹之取通。”以此可推断当时已经有器械灌肠，而且是加压灌肠，通过对筒中吹气，帮助克服压力，使药物入直肠以达到通便的目的。至于用什么样的导管插入尿道、肛门多深未有记载，应该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方法。

其八，首创用硫黄治疥。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引用的葛氏方是“硫黄无多少，研粉，以麻油或以苦酒和涂摩之；以酒渍苦参饮之。”强调用硫黄膏涂后要摩擦，使药进入皮损内部以杀灭疥虫；服苦参可以解痒。

其九，首创将药物制成舌下含丸剂用于治疗心脏病，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种用法在历代医籍中均鲜有记载，西方也只是近代才研制出了硝酸甘油含片用于治疗心脏病。《肘后方》中多次记载如下：“捣干菖蒲，以一枣核大著其舌下”“用新好桂削去皮，捣筛三指撮，著舌下咽之”“矾石、桂，末，绵裹如枣，内舌下，有唾出之。”从以上方药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医家在急救的治疗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舌下含服药物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救急效果。

其十，首创骨折用小夹板固定法：“熟捣生地黄熬之，以裹折伤外，以竹片裹之，令遍病上，急敷勿令转动”。用敷料包扎金创则要求“裹缚疮用故布帛，不宽不急，如系衣带即好”。

葛洪对创伤口的早期处理、止血方法及防止伤口感染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对于被虎、熊、马等动物咬伤、踢伤及抓伤者，他很注意防止感染，认为这些伤口可因动物“毒气”侵入而致肿痈化脓，故主张应先进行熏洗创口，提出了先以“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或“煮生铁令有味，以洗疮上”。并发骨髓炎，“疽疮骨出”者，则先以“盐酒洗”，而后以“黄连牡蛎各二分为末，后傅（敷）”的方法治疗。

此外，葛洪对骨科外伤疾病也有较成熟的治疗方法，他将骨伤分成四类：（1）“坠损”，包括坠落、重物压榨；（2）“折伤”，包括骨折和骨破碎；（3）“脱折”，包括脱位和合并骨折；（4）“伤筋”，包括软组织损伤。“箭伤”分三种：（1）交趾（今越南北部）、两广（广东、广西）夷俚用焦铜作镞；（2）岭北用诸蛇虫毒蛰物汁著管中渍箭；（3）猎师射麋鹿用射网（乌头碱）涂箭镞。又对损伤的病情和预后作出准确判断，说“凡金疮伤天窗、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心脏及附近内脏血管）、五脏六腑俞，此皆是死处。”颅脑损伤分两类：（1）“破脑出血，不能言语，戴眼直视，咽中沸声；口急唾出，两手妄举者死”；（2）“脑出而无症候者可疗。”前者描述的是颅骨骨折的死候，与现代所见的脑干损伤或颅内血肿、脑疝形成十分相似，这些病候至今也还是危重症。而后者是指一般颅骨开放性骨折而无上述脑干损伤及颅内出血等症状，是颅脑损伤的轻症，所以说“可疗”。他还观察到创伤合并症：疮边自出黄汁的“中水（化脓感染）”、“发痉口噤（破伤风）”、“肌肉腐臭、寒冷、坚急（气性坏疽）”、痛不在伤处者的“伤经”（疑为深部感染或神经损伤）。治疗创伤方面，他提出用盐水、蓝水冲洗，外敷黄连、黄柏等药物，用纺铁烧灼止血、“苦酒（醋）渍棉”填塞止血、内服药物等方法。他还提出下颌关节脱位创牵推复位法：“令人两手牵其头，暂推之，急出大指”，经过了历代医家的补充完善，至今仍有沿用。难得的是，还记载了腹部外伤缝合，《医心方》引“葛氏”方载：“肠己断者方：以桑皮细线缝合，热鸡血涂之，乃令入。”

值得一提的是，葛洪还十分重视膏摩（用药膏按摩局部）的运用，是第一位系统论述膏摩，使膏摩证、法、方、药齐备的医家。《肘后方》卷八记载了葛洪治百病常备的丸、散、膏方和药物，其中药摩共有9种，分别是：裴氏五毒神膏、苍梧道士陈元膏、华佗虎骨膏、莽草膏、蛇衔膏、神黄膏、青龙五生膏、丹参膏、神明白膏。这些药膏方多出自名医之手。这些内容，为后世膏摩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不少药膏至今仍有极好的临床效果。

三、简、便、廉、验的特点

后世总结《肘后方》的特点常常用四个字：“简、便、廉、验”，可谓精准。仔细分疏，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1）众急之病，无不毕备。《肘后方》各种主要急性病的医方皆有收载，内容十分完备。例如：卒死、头痛、腹痛、霍乱、下痢、疟疾、中毒、为物咬等等，后世增补的还有落水、自缢、冻死等各种急症，基本都囊括了当时常见的急性病症。

（2）种类殊分，缓急易简。葛洪首先将各种疾病分别病名，而且按照类别排列，使全书条理清楚，所谓“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全书总体分类先是救卒死方，继之以救卒心痛、腹痛、伤寒、温病、咳嗽、水肿等，临症翻阅，一目了然，使用起来简易方便。

（3）篱陌之间，顾眄皆药。葛洪照顾到一般民众的实际情况，所选药用皆“易得之品”，不仅随处可得，甚至“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个别必须购买的药，“皆贱价”。他常以盐、油、酱、醋、鸡蛋、面粉等日常食品入药，连鸡鸭鹅猪犬牛马等家畜的血、肉、毛、粪便等亦作药用。例如：救卒死方中使用葱叶、葱黄心、绵、酒、雄鸡血、小便等物救卒死，“一方：取葱黄心刺其鼻，男左女右，入七八寸，若使目中血出，佳。”“又方：以葱叶刺耳。耳中、鼻中血出者莫怪，无血难治，有血是候时。”又方：“以绵渍好酒中，须臾，置死人鼻中，手按令汁入鼻中，并持其手足，莫令惊。”“又方：以小便灌其面，数回即能语。”使用起来自然十分方便。

（4）单行径易，约而易验。前面提到葛洪不满当时诸家《备急方》用药多至十数种，而疗效未必佳，故此他专门挑选单方治病，偶尔使用复方，药物亦不繁，其方虽简约，但疗效显著。例如“救卒死方”所选多为单方：“又方：取皂荚如大豆，吹其两鼻中，嚏则气通矣。”“又方：捣女青屑，重一钱匕，开口内喉中，以水若酒，立活”“又张仲景诸要方：捣蓬汁以灌鼻中”“又云半夏末如大豆，吹鼻中”等等，效果可谓立竿见影，用他原话是：“死人须臾活”“立活”“立起”。

（5）灸言分寸，不名孔穴。上文提及诸家《备急方》多用针法，而寻常百姓并非医家，也没有见过《明堂》、《流注》这类穴位图书，身中的荣卫腧穴都不知道在什么位置，怎么能用针治病？于是葛洪除了药物治疗外，还兼采妻子鲍姑的灸法，灸法的使用很方便，只“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即告诉人们灸疗的大致部位在什么地方，如何把握，每种病灸要多少次，这样简单明了，“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例如“救卒死方”所用灸法：“又方：灸鼻人中，三壮也。又方：灸两足大指爪甲聚毛中，七壮。此华佗法，一云三七壮。”“又方：灸脐中，百壮也。”这里提到的人中、脐中、两足大指爪甲聚毛中，都是一般人都能看懂、都能找到的部位。

（6）采用近方，无古之目。葛洪《肘后方》多采用华佗、仲景等近代医家的效方，此类药方多具简便效佳的特点，书中很少提及黄帝、仓公、扁鹊这些远古名医的处方，因为葛洪认为当时社会风气“贵远贱近，是古非今”，一般民众即使见到艰涩难懂的古方亦于事无补，不如多介绍“近方”更切实用。当然，考察《肘后方》的内容，葛洪不仅博采扁鹊、华佗、仲景及百家杂方，也参考了当时诸家的备急方及民间验方，他认为只要是疗效好，均可用于疗疾，不必拘泥于古方。总之，葛洪编写此书的主旨在普济众生，替无力延医或远离都市的人们考虑，使他们在疾病突至之时因此书而免去祸端。这种态度既实在，又开放，在耽溺浮夸的门阀贵族时代弥足珍贵。

四、影响非凡功在当代

《肘后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历代大型方书、类书如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宋代御制《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明代的《普济方》、《医方类聚》、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均收载了《肘后方》的内容。《肘后方》也很早便流传高丽、日本等国，并在海外有多种翻刻本问世，如高丽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1059年刻），日本延享刊本、宝历重刊本。日本学者丹波康赖（公元912年—995年，其先祖为东汉灵帝之后入籍日本的阿留王）于日本永观二年（公元984年，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撰成《医心方》630卷，其书选编中国唐宋以前的医学典籍达204种，摘引《肘后方》内容多达393次。及至江户时代的著名医家蓝刂慎（？—1842）著有《读肘后方》一书，依据《外台秘要》、《证类本草》、《备急千金方》等书对《肘后方》作了文字校勘和辑佚，已是今人整理、研究《肘后方》的案头必备书籍。

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葛洪的《肘后方》又有着一番特殊的意义：在他的记载提示下，中国人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因为一种解除了上百万疾患的药——青蒿素，与一位科学家——屠呦呦（1930—）获得诺贝尔奖，让一千年多前的葛洪在一夜之间又“穿越”回大众关注的焦点中。以下我们来一起回顾提取青蒿素的艰辛历程，从中重新审视《肘后方》举世瞩目的“含金量”和“辐射力”。

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应该都还记得过去疟疾多发的情景。因为肉眼看不见的疟原虫在血液里的鼓捣，病人的症状相当痛苦。高热起来，恨不得把衣服全脱光了都还不解热；发起寒战来，几床被子压着依然感觉寒气透骨。几番折腾下来，病人非常虚弱，时间一久，病人就会变得骨瘦如柴，有的甚至因此而丢了性命。其实，疟疾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疾病，也是全球性的、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急性寄生虫传染病。19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抗疟有效药物——奎宁，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一系列喹啉类抗疟药，尤以20世纪40年代的氯喹疗效最佳，为世界公认并广泛应用。

时间来到1955年的越南，时的越南分裂为南北两方，长达二十年越南战争拉开帷幕。应南越吴廷琰政府要求，美国肯尼迪总统派遣了特种部队进驻南越，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也没有袖手旁观，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的胡志明政府。到了60年代中期，除了提供大批物质金钱支援北越政府以外，中国政府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秘密入越参战。因为越南丛林茂密，瘴气弥漫，加上行军艰辛、战斗激烈，战士们纷纷感染疟疾，其中恶性疟疾死亡率极高，极大地影响战斗力。当时抗疟特效药氯喹已经产生抗药性，医护人员对战斗人员大量减员一筹莫展，越共军队也因患疟疾大量减员，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请求中国政府代为研究寻找能替代氯喹治疗疟疾的新药，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答应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1967年5月23日，毛泽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研究工作，寻找能够替代氯喹治疗疟疾的新药。周恩来总理直接参与，国务院专门成立“5·23”办公室。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37家国家级和省市级的研究机构在各大军区所属的“5·23”办公室领导下，承担了这项当时较为秘密和重大的科研工作，简称“5·23项目”。1967年5月至1972年底的五年中，项目组科研人员把中医药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处方刨根问底，检验了无数的中草药治疗疟疾的成方、单方、验方、秘方，花掉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还是没有突破性进展。

1969年1月21日，在科学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角的北大生物药学专业毕业生屠呦呦临难受命，被中医研究院为科研组长，参加“5·23”项目。造化弄人，也许连屠呦呦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一项任命，最终成就了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第一发明人的盛誉，也成就了新中国在中药研究领域的历史性突破，更成就了成千上万需要青蒿素治疗的严重疟疾患者。当然，也成就了他与葛洪之间的一段隔代佳话。

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未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屠呦呦决定，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在汇集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基础上整理出了一本包含640多种草药的《抗疟单验方集》，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胡椒的效果好。在其它科研单位汇集到“五二三”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古代多部中医药著作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细细翻查，终于找到葛洪《肘后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引起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意思是用一把青蒿，以二升的水浸渍以后，绞扭青蒿取得药汁，然后一次服尽。寥寥十五字，却“一语惊醒梦中人”：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高温煎熬法不同？原来古人用的是青蒿鲜汁！奥秘就在于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看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经过190次的失败后，在1971年10月4日，终于分离获得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会议，屠呦呦代表课题组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对与会者颇有启发。

1972年7月，屠呦呦及其团队成员以身试药，完成人体试验，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在海南岛、北京地区，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首次临床观察30例，全部有效。11月，屠呦呦在全国各地区“523”办公室主任座谈会上报告该结果，引起全国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后来，对于疟原虫有着良好抑制作用的青蒿提取物结晶就被命名为“青蒿素”，并且很快通过临床验证，对于奎宁容易产生抗药的恶性疟疾等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青蒿素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推陈出新，一批批衍生药物被研发出来，推向全世界，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几百万遭受疟疾之苦的民众的生命。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荣获美国2011年度“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表彰其“从中药青蒿中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6月4日，屠呦呦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2015年度华伦·阿尔波特基金会奖，“用行动证明了如何通过漫长而辛苦的基础生物学研究工作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死”。

2015年10月5日17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该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屠呦呦成为在中国本土开展科学研究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是中国科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并评价。在同年的12月10日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85岁高龄的屠呦呦发表了《青蒿素——传统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在演讲中她提及了葛洪肘后方这个“关键文献的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相隔千载，一位古代的医家与现代的科学家就这样奇妙联袂谱写了人类抗疟的新篇章。就在启程赴瑞典领奖之前，屠呦呦没有忘怀罗浮山——葛洪撰写《肘后方》的地方。当她获悉当地即将启动罗浮山葛洪博物馆建设，并筹备拍摄《葛洪医道》纪录片后，特意委托其老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副院长杨保华将有其亲笔签名印鉴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捐赠给罗浮山葛洪博物馆，成为馆内首批藏品。这也是屠呦呦获诺奖后首次签名赠书给馆院。

其实，早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中，就有医学界人士发现青蒿素的作用。医学界及罗浮山景区从2004年开始就借机挖掘罗浮山葛洪的医药文化，于2006年在葛洪“洗药池”旁营造了一个“青蒿园”，树立了“青蒿治疟之源”碑。这一系列举措，离不开一位岭南名医的积极推动。如果说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那么他则是在临床上证实了青蒿素的功效，并一生不懈促使青蒿素抗疟走向国际化，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首席教授李国桥（1935—）。

从1964年起李国桥就开始了针灸治疗疟疾的课题研究，1967年，他被点名组织一个针灸小组，加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为了检验针灸治疗的效果，李国桥还主动叫护士把疟疾病人的血注入他的体内，故意让自己感染。当时，他在自己身上进行了连续4天的针灸治疗，直到脾脏、肝脏肿大，全身高烧、陷入险境，才停止了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为防不测，疟疾发作时他还写了遗书，强调没有免疫力第一天就可能昏迷，万一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万一死了，在花圈上挂个疟原虫。”这位与疟疾对抗半个世纪的中医，在70岁高龄时还在自己身上打入病毒以确定实验结果。

李国桥通过创新的灭源灭疟法，在非洲国家科摩罗实现了疟疾零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快速控制疟疾流行。2004年以来，他带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团队与广东新南方集团成功研制出第四代青蒿素复方—青蒿素哌喹片，中文名“粤特快”，这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他们先后于2007、2012和2013年在科摩罗所属的莫埃利岛（3.7万人口）、昂岛（32万人口）和大科岛（40万人口）地区实施，超过220万人次参加“粤特快”全民服药，3万多外来流动人口参加预防服药，2014年实现了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人数减少为2154例，下降了98％，短期内实现了从高度疟疾流行区向低疟疾流行区的转变，实现了疟疾零死亡，圆满完成了科摩罗三岛快速控制疟疾的任务。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使用中国的创新药物帮助一个非洲国家快速控制疟疾流行的成功案例。2013年，科摩罗副总统福阿德·穆哈吉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为李国桥颁发了总统奖章。

为彰显我国发明的青蒿素“有根可寻，有源可溯”，李国桥教授在2006年还发起了“青蒿抗疟寻源”活动，专家们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研，从大量历史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史料中确认，青蒿抗疟学说源于广东罗浮山。于是有了这块“青蒿治疟之源”的纪念石碑。它矗立在葛洪当年的洗药池旁，默默向世人述说这段从罗浮山走向世界的奇药佳话。

一、溯源：三丰创拳与武当太极的道脉根基

太极拳之渊源，始终与武当张三丰祖师的道学智慧紧密相连。六百多年前，张三丰祖师驻足湖北武当山，融《易经》的阴阳变化、《道德经》的自然无为与道家内丹修炼精髓于一体，观雀蛇相斗之灵动，悟天地运行之玄机，始创太极十三势，由此开启武当内家拳的传承脉络。这一创举并非为逞技击之能，而是旨在为世人提供一套“延年益寿”的修炼法门，正如张三丰祖师在《太极拳歌》中所言：“推手用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深刻诠释了太极“拳为小道，而太极大道存焉”的核心要义。

张三丰祖师所立太极体系，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内丹修炼为核心，将拳法视为内丹修行的动功辅助。《道藏精华》明确记载其修炼秘诀：“若才得太极拳法，不知行动之奥妙，掣置不顾，此无异炼丹不采药，采药不炼丹”，直白揭示了武当太极“功拳并举”的本质——拳法是内丹修炼的载体，内丹是拳法的灵魂内核。这种“以武证道”的理念，使得武当三丰太极拳自诞生之初便迥异于其他武技，成为承载道家哲学的“哲拳”。

“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尤须贯穿，气宜鼓荡，神宜内敛”“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张三丰祖师所传《太极拳论》更奠定了武当太极的技法纲领：这些拳论将“道法自然”的哲学具象为肢体动作，形成了“以柔克刚”“后发先至”的独特武学思想，打破了传统技击术崇尚力量速度的强者逻辑，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独特结晶。

二、传承：从武当秘传到岭南薪火

（一）武当山门内的隐秘传承

道门太极自古秘传，加之封建时代“言法不言诀，言诀不说法”的教门规矩，武当三丰太极拳长期在道观内单线传承，世人难得一见，甚至一度有“武当无拳”的误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宗教政策恢复，武当武术才重获生机，但许多老道长因历史原因不敢公开授艺，技艺传承面临断层危机。

当年重返武当山紫霄宫的朱诚德、赵元亮、伍教鹏、毛法顺等老道长，虽身怀武当武术功力基础，却因年事已高难以演示完整拳架，其真功夫被影视审美下的片面认知所淹没。幸有李永光道长等前辈毕生坚守，虽无优美连贯的拳架展示，却在功法拳理上完整留存了武当拳法精髓。而我们所传承的武当三丰太极拳，其直接渊源可追溯至武当山三天门道人唐崇亮（唐之师爷郭诚宾、师父王信堂）（1869—1984）——这位被誉为“爱国爱教长寿老人”的前辈，于十九世纪末出家武当山，恰逢道总徐本善主事之时，虽非正式门人，却在道观交流中习得正统武当拳法，其内丹、武术、医术的深厚造诣被中国道教协会所办核心期刊《中国道教》等报刊记载留存。

唐崇亮的弟子郭高一道长，后入武当山紫霄宫任武术总教练，是我的授业恩师，直接教我的武当三丰太极拳。他在“文革”后系统整理武当功法拳械，更与“长江大侠”吕紫剑交流印证内家功法，成为当代武当太极传承的关键纽带。辽宁北镇闾山（张三丰祖师原籍）的“北方大侠”刘焕军证实，郭高一道长早年曾在闾山云台观随高道杨明真修习道家功夫，其拳架与三丰丹道体系一脉相承。

（二）紫云观与岭南的传承脉络

武当三丰太极拳在广东岭南的传播，与新会紫云观的渊源密不可分。紫云观前身紫云洞自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起便是道教活动场所，民国时期守祠道人梁荣精通丹道与养生功法，其传承的太极技艺给黄球、崔德祺等前辈留下深刻印象。1990年代，经谭兆先生等道教丹法研习者捐助重建，紫云观成为岭南武当太极传承的重要基地。

1998年，我随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任法融道长赴广州会见谭兆先生，此后钟锦荣夫妇（三丰丹道传习者）多次前来交流功法，更探寻到梁荣道长的传承踪迹。得益于谭兆慈善基金的支持，我的第一本著作《武当三丰太极拳》于2000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明确将所传拳种定位为张三丰太极丹道体系的动功分支，介于陈式与杨式之间，却更贴近三丰原式的道学本质。

二十余年来，紫云观通过挖掘本土传承、对接海外弟子，使武当三丰太极拳在岭南落地生根，形成了独特的传承谱系。

三、技法：道艺合一的拳架特色

我们传承的“武当三丰原式太极拳”，全称蕴含“源出三丰，保持原貌”之意，共分上中下三架，合内五行外八卦之理成十三式，完全契合张三丰“太极十要诀”与《东方修道文库·太极道诀》的图谱理论。其技法风格深植道家底蕴，呈现出鲜明的“道艺合一”特征：

（一）拳架层次与核心要领

上架：浑然一体，绵绵不断如行云流水，重在内劲的连贯运化，是丹道与拳法结合的基础展现；

中架：突出腰胸身法灵活与下肢沉稳，讲究“松胯顺势，虚实分明”，实现“脚随身转，手脚身合”的协调境界；

下架：为技击功力架，强调“蓄劲如张弓，发劲如放箭”，在圆活中暗藏刚猛，体现“后发先至”的实战智慧。

整套拳架贯穿“虚灵顶劲、含胸拔背、沉肩坠肘、正腰落胯”等核心要领，步走弧形源自道教科仪的踏罡步斗，三尖相对暗合太极八卦方位，每一招式都遵循“用意不用力，行如抽丝”的原则，将道家“阴阳冲和”理念转化为具体动作。

（二）功拳合一的修炼体系

武当三丰太极拳最鲜明的特色，在于其作为道教内丹术配套动功的本质属性，形成了系统的修炼范式：

功拳并举：践行“快打拳，慢练功”的原则，动则练拳强体，静则炼丹养气；

内外双修：以拳架练筋骨皮之外三宝，以内丹养精气神之内三宝，实现“内三宝扶助外三宝”的修炼目标；

动静结合：遵循“静如山岳，动若江河”的法则，在静中体察气机萌动，在动中保持神意内敛；

三级进阶：从“重内先练外”的基础阶段，到“内外兼重”的形神锻炼，最终达至“重内不重外”的高级境界，以“神气合一”“修成内丹”为终极追求。

这种体系完美诠释了张三丰祖师“欲令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击之末尔”的宏愿，使拳法超越了单纯的运动范畴，成为“以武求道，以武悟道，以武演道”的修行路径。

四、典籍：传承有序的著作体系

武当三丰太极拳的传承，始终伴随著述的整理与传播，形成了覆盖原传与普及的完整典籍体系：

2001年，《武当三丰太极拳》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后推出中、韩、繁体台湾版及英文简版，成为海外认知张三丰祖师原式的重要典籍；2008年，应岭南拳友需求简化的初级、中级38式由香港青松观出版社出版，配套DVD教学光盘，兼顾了传统性与普及性；2012年，山西科技出版社推出《张三丰太极拳108式》与《武当三丰太极拳38式（初级中级）》，系统呈现原传与简化两套拳架；后续陆续出版《零基础学推手》（2016年）、《轻松学八段锦》（2020年），形成太极与养生功法的配套体系；2025年，《实用武当三丰太极拳三十八式》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进一步优化教学实用性。

目前，《研修太极整劲与内功》（暂名）与《嗣传太极文汇》论文集已初成稿，前者聚焦内丹与内劲的核心关联，后者汇集多年研究心得，旨在为三丰太极的传承提供更深厚的理论支撑。

从张三丰祖师观物悟拳创立体系，到武当道人秘传不辍，再到岭南紫云观的薪火相传，武当三丰太极拳始终坚守“拳道合一”的本质。这套承载着道家哲学与丹道智慧的拳法，不仅是强身健体的运动方式，更是体悟“天人合一”之道的生动载体，其传承与发展，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

据道经：“符本于结空，太真仰写天文，分置方位，区别图象符书之异。符者，通取云物星辰之势”[1]。道符会勾连日月星辰之象，加以变形文字，书其奥义。据《道教大辞典》，“符篆，道家秘文也。符者屈曲，作篆籀及星雷之文，篆者素书，记诸天曹官属吏佐之名。符篆谓可通天神，谴地衹，镇妖驱邪，故道家受道，必先受符篆”。

科即程式，仪即礼节。道教中的科仪即道场法事，是宗教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仪式前期准备中灯仪、星坛的形制与摆放；仪式进行过程中的存想与步罡踏斗等环节，都反映了道教的天学理念。

一、广州道教星斗文化中的符文

1.文献传世的符文

文献传世的由星体与文字变形而成的符文，较早可见于晋代高道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道教符文也可以继续往上追溯到神巫的世代，学者刘昭瑞认为葛洪所书的太隐符，其方法与《日书》中的禹符相似。

〔出〕邦门，可☒（102叁）行☒（103叁）禹符，左行，置，右环（还），曰□（104叁）□右环（还），曰：行邦☒（105叁）令行。投符地，禹步三，曰：皋，（106叁）敢告☒符，上车毋顾，上☒（107贰）。[4]

前章已论述过禹或为神权与王权兼并的大巫，然其行法术时所踏禹步或取自南海之滨的鸟步。《日书》的禹符需配合禹步与“皋”的啸声，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可在出。《抱朴子内篇》中使用符篆或禹步行术都可以达到隐身的效用，“服大隐符十日，欲隐则左转，欲见则右回也”，“则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传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着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闭气而住，人鬼不能见也”[6]。取土塞鼻、持草自蔽、闭气而住等行为应该都是为了掩蔽自身由内而外发出的气。六癸为星宿所属的方位，抱朴子又言：“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气而己”[7]，因此星宿或与人体呼吸吐纳有关。葛洪在《抱朴子内篇·登涉》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许多符篆，登涉为登山涉水之意，葛洪在罗浮山修行时，应该会面临自然环境中许多的威胁，为规避危险保全性命，他采取了随身携带符篆的方式。

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秘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书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说姓名，再拜受取，内衣领中，辟山川百鬼万精、虎狼虫毒也。[8]

符篆中的星象以勾连的星点与单独的星点构成。关于星斗在符篆中的用途，葛洪也作出了解释：“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但知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10]。古人将天空分区为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与世间吉凶变幻相照应，并寄希望于通过点画星辰与之产生冥冥之中的联系。道符源于三清尊神太上老君，天人将天文接引入凡间，授予世人，以最普通的丹砂翰墨也可以书写，日月星辰运行的奥妙就在点与线的连接之中，通过类似于天人感应的形式，成为星与人联系的介质。

葛洪认为八卦符号与六甲神符来源于自然生灵，这种师道众生的观念与岭南的天然秉性亦十分相符，“八卦生鹰隼之所被，六甲出灵龟之所负”[11]。葛洪的看法放到今日的先秦考古中也有比照对象。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就出土有背负八角星纹的玉鹰，也有说法是八卦取象于天文；河南殷墟则出土有大量商代龟甲，上刻甲骨文，作为巫师占卜的工具。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亦言“巫者画符，必为鸩顶之形，亦可见其源流矣”[13]。学者王丽英认为岭南所使用的桃符带有显著道教色彩[14]。晋人葛洪详述了桃符的制作方法，“以丹书桃板上，大书其文字，令弥满板上，以着门户上”[15]，至清人刘锡藩在《岭表纪蛮》中仍沿袭此法，即取桃木锯成六寸长板，以墨和朱砂书符，例如三星符、北斗符、星云符，下方则绘用作厌胜的“井”字并书写咒文[16]。

2．考古出土的符文

符文往往有安镇驱邪之效，因此常被刻画在地券、解注瓶、木片等随葬品上，被亡者带入地下，亦有被刻画于砖石上置于建筑地基下的。

2011—2012年间，五仙观南粤先贤馆工程建设范围内，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在明代水井底部发现了一块绘有道教符咒的铭文砖[18]。铭文砖一面绘有符篆，一面写有咒文。符篆以墨书写，自上而下，符头有“雷、火、风”之象，下接五星串联；符窍内有六“日”字，井通地下属阴，或以属极阳的“日”字厌胜，下接“山”“己”二字，二十四方位风水上称之为二十四山，水井挖在古坡山基岩的南坡，亦可以用“山”指代位置，十天干中己代表中央土位。咒文则说明了此铭文砖的用途：

元始祖炁，化生诸仙，天河东井，混合自然，常清常净，饮之延年。契符安镇，泉脉如渊。急急如令，太上律令，囗囗囗。嘉靖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告下。

五仙观旁的甜水巷因井泉甘冽得名，考古工程中也发现了星罗密布的水井。风水布局中水井方位十分重要，有时受限选择了不利方位，就可以井符厌胜的方式去缓冲。早期道教就有画井为狱的法术，晋人葛洪道：“其有邪魅作祸者，遥画地作狱。”井符在粤西有“降庙”，即“降神”仪式中也有所运用，“其法：将一碗净水，写一‘井’字圈绕之”。

罗振玉在《蒿里遗珍考释》中说：“地券之制，前籍未详，以传世诸刻考之，殆有两种：一为买之于人，如建初、建宁二券是也；一为买之于鬼神，则术家假托之词，如此券是也。”且以“买地券”称前者，“镇墓券”称后者。学者易西兵认为星图和道符所代表道教律法对买地券效力起到保障的作用[21]。

2016年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268号地块M3出土有石地券与石合同券，南汉乾亨九年（925）立，墓主为番禺南海县人李十一郎，券文中有东王公、西王母、仓君、武夷王、张坚固、李定度、王子乔、赤松子等道教神仙，券尾刻画有星图、“华盖”及道符[22]。石地券券文中除“买地名程界莲花塘侧”与“大利甲向地一所”间比合同券缺少一个“作”字外，其他内容二者皆一致。“合同券”符合古代书写习惯，自右向左竖行书写，给生者查看；而“地券”则相反，是为“反文”，给死者查看。

石地券与石合同券写有“其地东至甲乙青龙，南至丙丁朱雀，西至庚辛勾陈，北主壬癸玄武。”，使用的是十天干配六神的定位法。

券文“分付王子乔，赤松子是了”。王子乔其人来历多种，有诗中“碧桃花下自吹笙”的周灵王太子姬晋；有越人王子乔，《云笈七签》曰：“昔越人王子乔得仙，治应室宿”[23]；有羽人王子乔，《楚辞·天问》王逸注记载“文子取王子侨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筐，须臾则化为大鸟而鸣，开而视之，翻飞而去，文子焉能亡子侨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杀也。”[24]文子以为误杀王子乔，安置了他的尸身，不久王子乔化鸟而去，仙人未死，只是万般变幻莫测，凡人无法理解。类似的记载为蔡邕的《王子乔碑》“时天洪雪，下无人径，见一大鸟迹在祭祀之处，左右或以为神。其后有人着大冠绛单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乔也，尔勿复以吾墓前树也。’”[25]。这段描述很有画面感，古丘荒坟久无人祭，却于雪中见大鸟行迹，又有人寒天里着单衣，托出姓名，言此墓中人是自己，教人不许砍伐墓前树。

赤松子最早见于西汉《淮南子·齐俗训》“今夫王乔、赤诵子……以游玄眇，上通云天”[26]，东晋葛洪《神仙传》“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初平改姓赤氏，号松子。”[27]丹溪一说是今浙江金华兰溪，一说是仙人之国，三国魏曹丕《典论·论却俭等事》“适不死之国，国即丹溪”[28]。羽人的“不死之旧乡”，仙人的“不死之国”寄托有不同的逝者同样的愿望。皇（黄）初平被尊称为黄大仙，传入岭南后与当地信俗传说融合，又衍生出黄大仙为葛洪弟子黄野人一说，为岭南重要的神衹形象。

石地券与石合同券中上下叠加的两个呈等腰三角形的星宿，一种可能是位于北斗斗杓南部的三公与位于斗杓西部的天枪，这是根据咸阳窑店出土的东汉朱书陶瓶对比推测，不同的是朱书陶瓶绘有完整的北斗压鬼宿星象图，诠释了其作为厌胜器的作用[29]。另一种可能是为石券空间布局合理而简化的华盖，与星宿下方的华盖二字呼应。华盖一词最早见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翳，华盖也”[30]，为用鸟羽、制成的华盖。鸟羽特指鹥，王逸注《楚辞》说：“鹥，凤凰别名也”[31]，《山海经》云，“鹥身有五彩，而文和凤。凤类也，以为车饰。鹥，一作翳”[32]。华盖还是居于紫微垣的星官，四川彭州出土有宋代华盖宫文镇墓地券，上有清晰可见的八卦符号，共分为四层，和罗盘类似。最外面一层是“天、地、人、鬼”四路，再往里依次是“二十八星宿”“五星”以及由天干、地支和四卦组成的“二十四山”[33]。

在地券中使用星斗符文的情况在广东地区并非孤例。广东始兴县出土的刘宋元嘉十九年（442年）姼女石券，末尾皆附有星斗及“佣”字符篆。广东仁化县出土的刘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囗和砖券亦附星图，券文中写道“墓门亭长，天罡、太一、登明、功曹、传送、随斗十二神等”[34]。“随斗十二神”为古代天文算学占式所用六壬式盘地支十二时辰将，中心为斗勺一一北斗七星图像，其外围分录十二神将名，在时间与空间上相互配合，亦指十二时辰，后为道教所吸收，《道法会元》卷一八六《上清五元玉册九灵飞步章奏秘法·十二神职掌》云：“寅为功曹，卯为太冲，辰为天罡，巳为太一，午为胜先，未为小吉，申为传送，酉为从魁，戌为河魁，亥为登明，子为神后，丑为大吉”[36]。券文中又道“令己于岗宅兆丘墓营域，东极甲乙，南至丙丁，西接庚辛，北至壬癸，上极青魂，下归黄泉，东阡西陌，各有丈尺，东克西囗囗属和，日月为证，星宿为明，即日葬送”[37]，日月星宿在起到护佑亡者作用的同时，也是地券上内容的见证者，内容一般指所拟定的建造丘墓营域的范围。

2004年广州太和岗南麓之淘金东路出土的南朝宋元嘉廿七年地券，券文中写道：“丧魂魄自得还此冢庐，随地下死人之俗。五腊吉日、月晦十五日，休假上下往来，不得留难，有所存问。”五腊日为道教节日，为五个祭先祖、百神之日。月晦十五日指农历每月的十五和最后一天，道教三元节为三官下降之日，“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纪为一月，犹八日月中分谓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谓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谓之晦”[38]。在阴间仍沿袭阳世的历书。

二、广州道教星斗文化中的科仪

1.星斗在道场空间营造上的作用

明朝永乐十年（1421年），广州玄妙观奉朝廷之令举行金箓斋会，即设一千二百星位的罗天大醮，并行投龙简仪。据《（成化）广州志》：

永乐十年九月，钦惟皇上特命礼部员外郎滕霄，道箓司左至灵袁上安，率领道众于本观三清殿，崇建普度大斋三昼夜，设醮一千二百分，依科奠简者，三简俱用石于上，镌刻醮意符篆，山简则奠于罗浮山，水简则投于南海，土简则奠于三清殿内。[39]

玄妙观的金箓斋会己经达到国家级的规模。宋代宰相王钦若道：“上三坛则为国家设之……其下曰祈谷福时坛，凡星位一千二百，为罗天大醮，法物仪范降中坛一等”[40]。

六百年后，2023年于江苏茅山乾元观举行的罗天大醮，遵崇《上清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无上黄篆大斋》、《道门定制》等仪范制式，考定复建了三级“虚皇坛”作为主坛，坛场设计与排列象征道教宇宙观中的时空结构与秩序，斋坛四周设有七十一座灯，其中按二十八星宿位置排布了金箓灯。虚皇坛下地宫为延生坛所在，供奉诸天星宿，香港港啬色园与苏州经乐团在此主法经乐，进行斗忏和中天紫微星真宝忏。

在斋醮仪式中以明灯布置坛场，为的是效法日月星辰之光，破除晦暗，驱散阴霾。《上清洞玄明灯上经》明确提出“明灯之仪，上象星辰”[41]。二十八星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为观测天空而划分的二十八块星区，四象中各掌七个星区。《灵宝领教济度金书》记载了如何布置二十八宿灯，其文曰：“惟二十八宿灯，依二十八宿形，并缀灯于前。每灯以红纱灯圈罩之，并向外刻灯名于其柱上”[42]。由星宿也衍生出诸多星官神位，光辉垂照人世间。香港蓬瀛仙馆以广州三元宫为其龙门派道脉的源头，称三元宫为“祖庭”。三元宫在蓬瀛仙馆创馆时，赠与其许多贺礼，其中就有灯供，此灯供为雕圆形玉璧，作祥云绕羊的图案，羊上还雕刻有一枚桃子，玉璧下有木制空云纹底座。羊即阳的谐音，寓意光明灿烂，以玉石替代燃灯，即取其光泽，令人联想到天上玉京。天地人为三才，日月星为三光，灯为人造的光源，可法天象地，上法日月星辰之悬象，下布八卦九宫之方隅，以上接九天阳光，从而开明幽暗，渡济亡魂[43]。道教有《三官灯仪》的经本，燃灯供奉，祈求神仙降福。

道教最早被称为五斗米道，学者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提出五斗米或意指五方星斗，五斗米是祀五斗时向教民收的米谷[44]。道教在布置坛场时也常常会用到米阵，并以米绘制日月星，代表亿万星辰布满宇宙。广州三元宫在上元诞法会中，将坛场设于三官神像前，设一长方形的米阵。米阵以红布作底，点缀有红烛，上方左右两角分别撒白米为月与日，其下有三个相互连结的节点，象征着三台星；米阵左侧绘北斗，右侧绘南斗，夹于南北斗两侧的三个字形，自上而下，分别象征着天地水三官。据元代《道书援神契》，“古者仓颉制字而天雨粟、鬼夜哭。故道法划地为狱，以米为界。后世凡铺灯皆用米，本诸此也”，明代《法海遗珠》中燃灯布米咒，通过“米动”“米失”“米添”等现象与人事的变动相对照，如“米失，主星辰不顺，黑气不救，灭截兆凶”。道教初时名“五斗米道”，米不仅是饱足口腹的粮食，人们也因其洁净纯白的性质赋予了其辟邪的效用，北周《无上秘要》道：“米耀十方，照鬼真形”。

2．朝真礼斗的仪式

星斗崇拜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由此衍生出许多奉祀星辰的仪式，道教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就是朝斗，又称朝真礼斗，是道教向斗真设醮供养，祈求消灾解难、赐福延寿。斗通常指北斗，亦指东南西北中五方斗宿与斗姥。

北斗信仰传入岭南地区的历史十分悠久。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西汉时期的北斗七星纹银带钩。这件出土于东侧室南部的七星纹银带钩，是南越王一位夫人的陪葬品。全长8．3厘米，它的钩首是龙头形，龙目突出，曲首长颈。钩体为变形龙纹，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为龙尾，下半为龙爪，饰有凸起的七星勾连纹。北斗带钩可能是作为厌胜之物驱邪避祟，利用北斗厌胜最早见于《汉书·王莽传》，“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45]。宋代被贬谪到岭南的苏轼也抄习过《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世人欲免三灾九横之厄，即于静夜稽首北辰，北辰之上，上有三台，其星并躔，形如双目，叠为三级，以覆斗魁，是名天阶”[46]。

道观中往往设有祈禳星辰的斗坛。宋代罗浮山就设有斗坛，苏轼曾记有《记朝斗》一篇，“绍圣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将奠，雨作，己而清风肃然，云气解駁，月星皆见，魁标皆爽。彻奠，阴雨如初。谨拜首稽首而记其事。”[47]据宋人王象之补注，“冲虚观后有朱真人朝斗坛，近于坛上获铜龙六，铜鱼一”[48]。由此可见，朝斗于坛的仪式在宋代罗浮山就已经出现，而且不仅仅作为宗教内部活动，文人交游时也会参与其中。明际也有文人寻访古迹、留诗纪念，韩晟《朝斗坛》诗曰：“灵坛独上更迢遥，羽氅花冠礼碧霄”[49]。

今日广州纯阳观、三元宫等宫观每月都会照例启建礼斗解厄延生祈福道场。其中最为盛大的就是九皇诞辰期间。九皇指北斗七星并左辅右弼二星。“九皇诞”在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举行。旧俗广州人在九月初一这天，中堂摆上香花果品，挂九星灯，子时焚点香烛，九叩拜祝后，烧爆竹，焚九皇衣，吃“九皇斋”，一连九晚，最后一晚称完斗，拜后分发祭品。时人多往河南漱珠岗纯阳观朝斗台拜斗，诵经祈福。

〖开经偈〗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合，至诚宣玉典，忠正演金科。

玄门讲经是传承道教教义、加强教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落实全面从严治教要求、聚焦新时代道教中国化实践的重要途径。以下是本人对《道德经》第五十六章《玄德》的分享。

《道德经》第五十六章《玄德》：“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这一章开篇便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河上公注解道：“知者贵行不贵言，驷不及舌，多言多患。”这里的“知”，实为“智”意。真正有智慧的人，深知言语的局限性，所以注重的是身体力行，而非夸夸其谈。所谓“驷不及舌”，是说即便由四匹马拉的快车，也追不上话说出口的速度。说得越多，就容易多生事端。因为过多的言语不仅可能会掩盖真理，还容易引发纷争，正所谓“祸从口出”就是如此。而中华语言与文字博大精深，有德行之人，出口则为咒，下笔则成符，所以很多老修行深知语言所产生的因果，从而修习止语，为了避免因口过而带来的麻烦与灾祸。

接下来道祖告诉我们，要做到“塞兑、闭门、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末学个人认为，这几点是一种修行的层阶递进关系。首先这里的“兑”和“门”，可以理解为“欲望的孔窍”。“塞其兑，闭其门”，就是要关闭它们，但并非是隔绝外界，而是让我们精神内敛，不被外界过多的纷扰所迷惑，从而消耗人的精气。在《道德经》归元第五十二章也提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意思是说，关闭欲望的孔窍，终身都不会受到劳苦，而打开欲望的孔窍，就会增添纷杂的事情，即使圣人也无法救赎他。而其原因，道祖在《道德经》检欲第十二章则直接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正因为当今社会之中有形形色色的事物诱惑人的肉体，分散人的精神，挑逗人的欲望，如各种短视频软件不断推送的新奇内容，让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各种奢侈品广告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人不断追求物质享受，我们才更需要塞闭孔窍。自古以来人们就明白耳目是心神外驰的通道，若放任感官追求声色犬马，便会损耗精神。所以通过减少外界的刺激，我们才能专注内心，沉淀智慧。

而“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则是更内里的深层次修行。“挫锐”，是磨去自身的棱角与锋芒，不与人争强斗狠；“解纷”，是化解矛盾纷争，消解纷扰。华夏人文始祖黄帝在统一中原之后，听闻崆峒山上有位仙人广成子，就前去寻仙问道。第一次他排场极大，随行一众文臣武将，乘坐象车骏辇，那盛大的阵仗尽显帝王的威仪与傲气，结果被广成子祖师呵斥：“只为私人的权利与欲望，并非为求真道。”第二次求见，黄帝收敛了排场微服私访，但内心的骄傲仍在，态度不够谦下，又被广成子祖师批评“心境浅陋”。回去后，始祖黄帝责躬省过，毅然放弃了帝位，静坐数月，收敛心神，第三次终以谦逊虔诚之心求得至道之法，乘龙飞升。在这里，广成子祖师就巧妙地运用了“挫其锐，解其纷”的方法，一步步消融了始祖的傲气，磨平了他的棱角，最终度化了始祖。

而“和光”，则是收敛自己的光芒，不炫耀显露；“同尘”，是融入尘世，不特立独行。大明嘉靖年间有位大医李时珍，民间称其为“药圣”，道教也供奉其为药王爷。因其医术高超而被王爷赏识推举入太医院，在太医院，他有机会接触到皇家珍藏的医药典籍，医术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但后来，因与其他太医在医疗理念上存在分歧，且他不愿只为皇亲国戚服务，便毅然辞官回乡。在民间坐诊行医期间，他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曾有太医的头衔而自视甚高，对于穷苦人，他分文不取，免费问诊开药，深受百姓的爱戴与尊敬。为了收集药材标本和处方，只身行走各地高山恶川，无论是陡峭的悬崖还是茂密的丛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放下身段，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捕蛇人等当时被官僚看不起的人为师，虚心向他们请教各种药材的特性和用法。最终耗费多年心血完成巨著《本草纲目》，千古流芳。李时珍祖师正是因为懂得“和光同尘”的道理，才可以放弃名誉与地位，入俗修行，不带任何偏见与光环，为民着想，身体力行践行道的真谛。

综合起来，道祖所述的这一段，便是教导我们要消除个体自我的禁锢，化除一切封闭的隔阂，超越世俗狭隘的人伦关系局限，以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视角，带着豁达没有偏见的心胸，去看待世间万物。

而接下来所说的“玄同”，则是本章的关键所在。但本章命名为“玄德”与“玄同”也是有所区别的。末学认为“玄同”是一种状态，“玄”即是天，为道；“同”则为一，它代表着一种玄妙齐同、与道合真的状态。我们在打坐入静修行的时候，当杂念渐消，心神合一，便可以短暂触及到这种状态。当这种状态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中长久保持，融入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时，便是“玄德”。所以“玄德”是一种境界，也就是道德的另一种说法。从“玄同”到“玄德”，是一个从短暂体验到长久践行的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修行中不断打磨和坚持。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道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从严治教活动，主要目的是要求我们道教弟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从而规范教风。这与我们追求的玄德的修行目标是相契合的。我相信诸位道教弟子都可以按照道祖所述的方法，以玄德为目标而修行，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和境界，那么大家都可以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标准人才，为道教中国化做出杰出贡献。

当我们达到“玄德”境界时，会呈现出怎样的表现呢？那便是接下来所言的：“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不分亲疏、利害和贵贱。世间万物本无绝对的界限与分别，我们所认为的对立与差异，不过是基于主观认知的判断。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这种境界的一种体现，不因外界的变化而动摇内心的平静，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

知晓了“玄德”的境界与内涵，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向着“玄德”而努力呢？

首先在“塞其兑，闭其门”方面。如今，社交媒体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信息爆炸让我们的内心愈发浮躁。我们可以每日减少1小时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用这段时间来闭目静坐，专注于观察内心的变化，让精神得以沉淀。在《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讲：“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以通过这样的练习，逐步培养定力，不被外界繁杂信息所左右。

而面对冲突时，我们要践行“挫其锐，解其纷”。在心中暂停几秒钟，反思自己：“我的锋芒是否太显露，是否有伤害到他人？”从而收敛自己的锐气，化解纷争，以平和的心态去处理问题。比如在与他人意见不合时，不要急于反驳，先倾听对方的想法，再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往往能避免冲突的升级。

“和其光”要求我们在人际交往中，隐藏自身的个人优越感，避免自傲自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保持谦逊，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和谐相处。有句古语：“满招损，谦受益”，骄傲自满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也会让他人对我们产生反感。唯有虚怀若谷，才能不断学习他人的长处，不断进步，也才能让他人愿意亲近自己。

“同其尘”则是主动接触不同立场的人，训练自己不为他人贴标签。世界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只有放下偏见，接纳不同，才能真正理解“玄德”的深意。以同理心去感受他人的处境和想法，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这纷繁复杂、浮躁喧嚣的社会中，我们追寻“玄德”，实则是在回归本真。首先要学会接受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自卑，也不因为自己的优点而自负；然后以包容的心接受他人，理解他人的差异和不足，不强求他人与自己一致；最后以豁达的胸怀接受世界，明白世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有美好的同时也有不完美，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当我们真正领悟并践行“玄德”之道，便能在这尘世中寻得内心的宁静与自在，让生命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最后愿我们都能在研习《道德经》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收获智慧，走向“玄德”的光明之境。

福生无量天尊！

2025年6月，东莞市道教界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东莞市道教协会组织了东莞市郭都真人古观、东莞市纯阳古观、东莞市大岭山马山庙、东莞市海月岩古庙、东莞市东岳宫、东莞市新田玉皇观等宫观，以张贴海报、发放资料、举办讲座等形式全面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普及。

6月30日东莞市道教协会道乐团在“歌声里的中国”第八届东莞市合唱节中荣获“优秀组织奖”。为道教文化在艺术领域的传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7月7日至10日，广东省道教协会由梁俊雄会长带队，赴浙沪开展散居、正一派道士和道教学院管理工作调研。省道教协会刘嗣传副会长、吴赵武副会长参加调研，省民族宗教委相关业务处室负责人员随行指导。

7月17日至18日，广东省道教协会在东莞市郭都真人古观开展2025年道教教职人员认定工作。省道教协会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广东省道教教职人员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规章制度，制定了工作方案，该工作分为面试、培训、笔试三部分进行，来自全省各市的64名申请认定道教教职人员参加了此次的培训和考核。

7月18日，广东省道教协会七届二次监事会议在东莞市郭都真人古观举行。会议号召全体监事恪尽职守，扎实履职，切实发挥监督、保障作用，为广东道教的健康传承保驾护航。

7月18日，广东省道教协会在东莞市郭都真人古观召开七届六次会长（扩大）会议。梁俊雄会长代表协会领导班子作2025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部署。

7月19日，深圳市道教协会举办了从严治教及道学素养培训班开班仪式，市道协会员第一批次39人参加轮训。

7月30日，广东省道教协会在广州市黄大仙祠召开全省散居正一派道士规范管理座谈会。省道教协会梁俊雄会长介绍了全省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现状及《广东省散居正一派道士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8月1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委党书记、主任张科带队到中山市道教协会和道教港口天后宫开展调研。

8月22日，广东道教学院院务会议在广州市三元宫举行。会议重点审议《广东道教学院总体办学建设发展规划构想（2025—2030年）》，并对《2025年广东省道教教职人员轮训（四期）方案》进行了研究。

8月25日，晋江市道教协会一行莅临东莞市道教协会参观交流。

8月29日，广东省道教界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宣讲团在河源市道教协会举行宣讲会。广东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彭斌道长、常务理事代娜道长作主题宣讲。

9月1日广东省道教界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宣讲团在汕尾市道教协会举行宣讲会。广东省道教协会副会长彭斌道长、常务理事代娜道长作主题宣讲。

8月29日，广东省道教协会牵头组织省、市、县三级道教协会及重点联系宫观负责人，赴惠州市博罗县罗浮山东江纵队纪念馆，开展“缅怀抗日先烈，弘扬抗战精神”主题活动。

8月26日至29日，广东道教学院在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2025年全省道教教职人员第一期轮训班。全省各级道教团体及道教活动场所主要负责人等共61人参加培训。

9月1日，广东省道教协会梁俊雄会长一行前往广东圆玄道观实地调研学院圆玄基地建设情况，并组织召开院校工作会议。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广东各地道教界纷纷举行升国旗、组织观看阅兵仪式等主题活动，深切缅怀抗日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9月12日，南海区道教协会在南海庆云洞举办“道教中国化和全面从严治教培训班”。广东省道教协会会长梁俊雄、广东省道教协会监事会副监事长刘穗珊进行专题讲座。

9月15日，广东道教学院举行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典礼暨“开学第一课”活动。

9月18日，《中华续道藏》编纂出版工程道教活态文化影像资料集成课题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课题成果中期评审会在广州召开。

9月21日，广东省道教界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宣讲团2025年第七次宣讲会在韶关南雄市举行。宣讲团成员夏志前副会长、郭世文道长作主题演讲。

9月27日下午，东莞市道教协会一届七次会长会议在郭都真人古观会议室顺利召开。

当“河图洛书”遇上人工智能，道法自然的玄理正被赋予数字新生。本栏聚焦AI绘制的道文化视觉创作，以云端算力重构太极、星象、洞天等意象，呈现科技与玄境交融的灵韵画卷。每期精选图集不仅供道友品鉴，更附有原创“玄钥秘语”（AI提示词），既溯创作本源，亦启众妙之门——邀您共探虚境化真、数墨通玄的当代道艺新境。

玄钥秘语：大面积留白，象牙白背景，极简风格，大写意，简单的画面上意外画上了一小笔墨水，道韵，极小的道人中间用大师级的草书写“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玄钥秘语：大师级书法海报设计，粗犷狂草、抽象毛笔笔触的“无为”字书法，笔画飘逸，富有动感力，笔画中的飞白明显，造型夸张变形，抽象水墨线条，狂草字体，水墨肌理苍劲有力，复古旧纸张纹理，融合传统书法的写意韵味与现代国潮的时尚质感，墨浓淡层次分明，有红色印章，白色背景中心长方形，复古旧纸张纹理，小文字字体选择简洁现代的无衬线体，整体风格介于传统手写宋体雕版书法艺术与当代极简设计之间

玄钥秘语：毛笔绘画效果和立体浮雕风格，画面中央是一支正在绘画的毛笔，描摹出一条由左下到右上的优美曲线笔迹。笔迹内部展现微观的道家仙境场景：蜿蜒的清溪，两岸青山如黛，山峰间云雾缭绕，有古朴的道观建筑隐现其中，仙鹤在云端飞翔，古松虬曲挺拔，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最终汇入一片宁静的湖泊。整个场景呈现立体浮雕效果，笔迹之外都是纯净的白色留白。背景为纯白色，整体风格融合传统中国水墨画意境与现代立体艺术，营造出空灵飘逸的道家仙境氛围。高细节，超写实，HDR，8K分辨率。

玄钥秘语：铺陈的绢本手卷，卷面展现白云观立体图景，集三清殿、钟楼、鼓楼、藏经阁等特色，卷首篆刻“洞天福地”标识，构图灵动，配色浓郁热烈，充满仙境气息。运用Maya三维制作，表面处理为哑光效果，侧光烘托层次，背景暖橙色，超高清画质，纤毫毕现，史诗级视角，精品，比例9：16

玄钥秘语：诗意，大写意，浓墨淡墨，干墨湿墨，山海经，水墨，颗粒感，一只巨大的鲲，在虚妄空间漂浮，鲲身上坐着一个非常小的人，是一名古风修士，宽袍大袖，闭眼打坐，故事感，梦幻，大师级构图，杰作，高质量，高清。

玄钥秘语：极简主义，禅意，国风，颗粒感，金灰配色，一只大大的胖嘟嘟的鲲，在空间中漂浮，鲲身上坐着一个非常小的人，是一名男道士，闭眼打坐，画面空灵，梦幻，怪诞的感觉，大师级构图，杰作，8k

玄钥秘语：两位身着准确服饰的全真道长，一人端坐讲经，一人打坐倾听，在有云的庭院场景中，云结构层次分明，新中式水墨风格，画面工笔细腻，色调柔和，插画用途为书籍插画，中景，古典、空灵氛围，淡雅画风

玄钥秘语：采用黑金配色的线条画风格生成悟道的年轻道士神像，道士手上拿着一本经书，扎着头发，金色线条在黑色背景上勾勒主体，线条流畅且富有动感与装饰性”，明确了整体视觉呈现形式，用金色发光线条绘制流动、扭曲的纹理，营造深邃、神秘空间感”，描述了背景的基础色调和营造的空间氛围，8K画质，背后有巨大的女神仙对峙的人物图案、或祥云图案，复杂卷曲线条展现威严与神秘”，突出图案的神话、神秘特质。

玄钥秘语：一个小小的人。浅绿色纱幔，写满毛笔字，写满毛笔字。毛笔字，报纸，满屏道德经，神秘氛围，巨大的纱幔飞舞飘逸，纱幔写满书法字，立体感，强烈的立体感，浅金色，白色，渐变，梦幻，意境。浪漫。飘逸，发光体，仰视，浪漫古风。星汉灿烂，新工笔，宏大场面，震撼感，立体，3D

玄钥秘语：三位身着深蓝色道袍的全真弟子在布置古朴的堂中喝茶交谈，堂内有木质桌椅和古朴茶具，背景有云彩环绕，风格参考中国传统水墨画和古代壁画、永乐宫壁画风格，用途插画，类型古风插画，中景，古朴典雅且具庄重感氛围，有道韵

玄钥秘语：微缩景观写实摄影，一个穿着深蓝色道袍的束发修行者，坐在蒲团上，打坐，旁边地上放着超小精致的香炉，冒着袅袅炊烟，炊烟幻化成一个抽象太上老君的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