肘后救卒治疟之源：
岭南医祖葛洪的医药养生思想与成就（二）
陈椰
葛洪最主要医药著作是《肘后救卒方》，历史上该书称谓繁多，最通行名字是《肘后备急方》，又有《肘后百一方》、《补阙肘后方》、《附广肘后方》、《葛仙翁肘后备急方》、《肘后神方》、《葛氏方》、《葛氏肘后方》等名目，我们在下文简称《肘后方》。“肘后”，意思是指此书可以随身携带，以便医生在抢救急症病人时，或一般患者仓促遇疾不能就医时能及时参考应用，“救卒”之义为救治突发之病，“备急”指防备危急情况。这本书所列的疾病，涵盖了传染病、内科、外科、妇科、男科、儿科、五官科和虫毒伤等门类，详论病证，略述病源，因证取方，所列方药都是民间“率多易得之药”，“田舍试验之法”，它是中医药发展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不朽经典，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急救手册，更是“葛洪将中原医学理论与所收集的岭南医药特色相结合之作”。
《肘后方》的创作、来源及版本流变
《肘后方》成书于葛洪第一次在岭南罗浮山修道与返乡期间，他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谈到当时社会上的医疗状况之混乱：医生们大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而“寒白退士”多为儒生，并非专业医生，且性格高傲，不肯轻易为人驱使，如果请他们看病“乃多误人”[2]。这使得寻常百姓不便于找到医生，就算找到的医生也并非真心救民疾苦者，因此浅疾轻症往往变成沉疴重患，最后导致殒命。另外，人们在遇到急症也要到远方就医，经常枉送性命。
怀着这种恻隐之心，葛洪发愿要为一般民众提供一本实用的救急方书，使他们“家有此方，可不用医”。他参阅了当时流行的备急方书，如甘胡、吕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人各撰写了不少“备急方”，或一百十条，或九十四条，或八十五条，或四十六条，时人崇信这些方书，认为“皆为精悉，不可加也。”葛洪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书存在很多不足：第一是内容不完备，未能“穷诸病状”，内容多寡不一；第二是“浑漫杂错，无其条实”，即病症杂糅，分类无条理，如果患者在紧急中“不可即得”，容易延误病情；第三是“用药珍贵，动数十种”，一般人家或穷乡僻壤无力购求，哪怕是富贵人家或“居京都者”平日没有储备，亦“不可卒办”，肯定贻误病情；第四是所载针法太过专业，只有穴位名字，但不注明“处所分寸”，一般人“自非究习医方”“素识明堂流注”者，则“身中荣卫尚不知其所在，安能用针以自治之哉！”这样的话，哪怕有方书在身，患者也不能依法自疗。因此，葛洪认为应该面向大众，编写一部简便实用的救急手册，方便一般患者对症寻方，或采用针灸、按摩、推拿等易行之法急救自疗。
有鉴于以上诸家备急方书的缺点，葛洪“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先编成《玉函》一书，共一百卷。这部一百卷的大型医书《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被唐代“药王”孙思邈尊为可与华佗著述相媲美，在《千金翼方·序》中赞曰：“酌华公之《绿帙》，异术同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大概有感于书太大应用不便，葛洪乃“采其要约”，化裁百卷《玉函》而成三卷《肘后方》，可谓用心良苦。
据葛洪自述，他在撰写《肘后方》前“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帙》、《黄素方》，近将千卷。”[3]可见他用功之勤。据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肖艳红考证，《肘后方》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部分：
第一是传承了历代医家的验方。据他自述参阅的书籍，包括了张仲景的《秘要》、《金匮》，元化或华佗的《绿帙》、崔中书的《黄素方》，故《肘后方》中保留了不少前贤医方的内容。
第二是收录其妻鲍姑的灸法。鲍姑是在岭南结识的师长、南海太守鲍玄之女，被称为中华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灸家。史载，她“多行灸道于南海”，尤其善于用“越冈天产之艾”来灸除人身上的赘瘤。据考证，“越冈天产之艾”即广州越秀山满山遍野生长的“红脚艾”，后世称“鲍姑艾”，即广东刘寄奴。广州、南海、番禺及罗浮山周边地区的方志皆有记载鲍姑行医事迹，可见其在岭南地区深入人心。《罗浮山志会编》记载鲍姑与葛洪“相次登仙于玉鹅峰”（罗浮山飞云顶），《博罗县志》则记载鲍姑仙去后其父将沉香灵柩运至罗浮山与葛洪合葬于飞云顶。从某种意义上说，《肘后方》也是这对神仙眷侣在罗浮山的结晶。
第三是总结岭南、江东民间的土俗疗法。葛洪第一次隐居岭南长达十余年，观察到很多岭南独特的疾病，而他自己老家句容位于江东，江河密布，动植物药材资源丰富，故此也记载了许多这两地的药材与民间疗法。例如：记录南方独特的沙虱病，介绍此病主要是在水中洗澡时感染，其治疗方法可用布帛擦拭后敷粉，也可用大蒜灸法，还有借鉴岭南土著用茅叶或针挑去。如果病深，就用土俗方术法和药浴法：“若觉犹惛惛，见是其已太深，便应依土俗作方术，拂出，乃用诸汤药以浴。”又如脚气病，在岭南及江东等地较为常见，葛洪特地交代其症状的辨别特征，其治法可以“酒煮豉”：“取好豉一升，三蒸三曝干，以好酒三斗，渍之三宿可饮，随人多，欲预防不必待时，便与酒煮豉服之，脚弱其得小愈，及更营诸方服之，并及灸之”。另外，还有用南方独特的药酒——“蛮夷酒”治疗癞病的记载：“初觉皮肤不仁，或淫淫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瘾疹赤黑，此即急疗。蛮夷酒，佳善”。
第四是兼采了部分道教丹药及禁咒之法。道家修炼丹药，多用雄黄、丹砂等矿物药。葛洪从事道教炼丹，在其过程中发现矿物药对某些疾病有很好的疗效，也一一采纳入《肘后方》。如“真丹”，或作“真朱”、“真丹砂”：“真丹方寸匕，蜜三合，和服。口噤者，折齿下之。”“卒怜，停尸不能言者，桔梗（烧）二枚，末之，服。又方：鸡冠血和真朱，丸如小豆，内口中，与三四枚，瘥。”此外，道教有些独特的驱邪之法，例如用丹砂画符或用毛笔写字吞服，闭气或吞气祛除邪气，念咒语驱邪，用雄鸡、白鸭、白犬等动物驱邪或用其血驱邪等，也纳入《肘后方》中，如画符吞服：“治卒腹痛方：书舌上作风字，又画纸上作两蜈蚣相交，吞之。治卒心痛方：尽地作五行字，撮中央土，以水一升，搅饮之也。”又如闭气法：“又方：未发，头向南卧，五心及额舌七处，闭气，书'鬼'字”。再如用动物驱邪：“攘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当然，此类方法属于“祝由科”法术，今天看来有违科学，读者当区别对待：作为医史或道教史料，保存了当时人们对相关疾患之看法及处理方法，也反映了古时医巫同源；若当真作为疗法用于现实应急，则未免酿成深祸，贻笑方家。
《肘后方》一经问世，影响很大，流传甚广。梁朝大医家陶弘景称其“播于海内，因而济者，其效实多”。从现存目录学文献记载来看，在南北朝末至隋唐，此书有过二卷本、三卷本、四卷本、六卷本、九卷本、十卷本、十六卷本等不同传本，但今均不存，也可见其市场需求量之大。历代医家对此书极其重视，不断增订补阙，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肘后方》已经不是葛洪的原书原貌了。据考证，《肘后方》的形成与流传过程复杂，从产生到最后定型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选要创作期”：葛洪在隐居罗浮山到返回句容期间搜集百家杂方五百多卷，撰成在《玉函方》百卷，之后选取其要编成《肘后救卒方》三卷。
第二个阶段是“补阙分类期”：梁朝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与葛洪的身份类似，陶弘景是句容人，也是道教思想家、医药学家。他隐居茅山修道，撰写了《本草经集注》、《效验方》等医书，因见流传的《肘后救卒方》多有缺漏，于是在当时所存的八十六首救卒方的基础上增补成一百零一首，分上、中、下三卷，称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用朱、墨两种颜色将自己增加的内容与葛洪原书作了区分，并作了序。序云：“更采集补阙，凡一百一首，以朱书甄别，为《肘后百一方》，于杂病单治，略为周遍矣。”可见陶氏当时的补阙下了一番苦心。陶弘景的补阙本是后世各种传本的祖本，可惜朱墨旧制没有被后世保留，所以今人难以区分哪些是葛氏原文，哪些是陶氏增补了。
第三个阶段是“增补校订期”：由唐代高宗则天皇帝时期的御医张文仲等人奉诏整理，将隋唐之有效验方加入《肘后方》中。
第四个阶段是“附广定型期”：在金代皇统四年，由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利用国子监的便利条件，博览精校，找到辽代乾统年间所刊的《肘后方》善本，在此基础上摘录唐慎微《证类本草》之方，以附方形式附于各篇之后，辑为《附广肘后备急方》八卷，遂成今制。杨用道是继陶弘景后整理《肘后方》的功臣，元代、明代之后各种刊本都是以杨本为祖本，但仍沿袭旧称，叫《肘后备急方》。
二、创获成就
《肘后方》在对疾病的诊断、记录、治疗上成就突出，尤其是传染病方面屡有创获，留下了世界传染病学史上的多项首次记载。
其一，首载沙虱（恙虫）的形态、习性及传播病毒的典型症状：“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在《抱朴子内篇·登涉》中，葛洪又说：“沙虱水陆皆有，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着人，唯烈日草燥时差稀耳。其大如毛发之端，初着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着爪上行动也。”[4]这些关于沙虱容易在早晨叮人，符合恙螨幼虫喜晨间集于草尖叮咬寄主的习性，也是人类第一次发现恙虫病的记录，确定其病原体一直要到1930年，日本人长马又郎发现其病原体为一种立克次体，寄生在恙虫体内，当虫螯刺人体时则侵入人体致病。
其二，首载用狂犬脑敷狂犬病人伤口疗法：“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这是用免疫学方法治疗狂犬病的先驱，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证实狂犬脑内有狂犬病毒抗体存在，现代免疫学预防狂犬病的方法就是注射疫苗——经过减毒的病毒。葛洪这种以毒攻毒的做法虽然未经减毒处理，但与现代免疫学的理念方法是相通的，因此被国际医学界推举为最早的免疫学思想。
其三，首载虏黄（传染性黄疸肝炎）病：“初唯觉四体沉沉不快，须臾见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针对此病，葛洪创造了以纸染尿的方法来判断病情急缓：“急令溺白纸，纸即如柏染者，此热毒已入内，急治之。”他还发明了观察舌脉粗张与否来判断病情深浅、用割舌脉出血的方法抢救：“若己深，应看其舌下两边，有白脉弥弥处，芦刀割破之，紫血出数升，亦歇。”[6]舌脉若流血不止，可用纺车铁烧灼止血。另外，该病处方是瓜蒂赤小豆散，现代研究证明了甜瓜蒂有逆转细胞免疫缺陷和激发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可用于治疗癌症、病毒性肝炎等疾病。
其四，首载“虏疮”（天花病）典型症状，并指出其流行由战争俘虏携带传播：“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减，此恶毒之气。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诸医参详作治，用之有效。方：取好蜜通身上摩，亦可以蜜煎升麻，并数数食。又方：以水浓煮升麻，绵沾洗之，苦酒渍弥好，但痛难忍。”[7]从这段记载来看，天花的症状为头面部与四肢有疱疹，迅速蔓延到全身，疱内有白浆，疱随时会破，又会发出新的。若不及时治疗，严重者多致死亡。若医治得愈，患者面部出现紫黑色瘢痕，要经过一年颜色才始渐消退。《肘后方》明确记载此病于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在南阳击虏后开始流传，故称“虏疮”。至永徽四年，此病从西向东传染，很快就传遍国内。其治疗方法有煮葵菜，与蒜齑同服或者用蜂蜜涂抹全身，以及用蜂蜜煎升麻服用等等。
其五，首载马嚼人作疮（马鼻疽）导致的症状以及传染途径。除了被马咬伤外，还可因“人体上先有疮而乘马，马汗若马毛入疮中，或但为马气所蒸，皆致肿痛烦热，入腹则杀人”，或者因为“剥死马，马骨伤人手，毒攻欲死。”[8]欧洲在四世纪时虽也认识到该病由动物传染人，却要等到1787—1889年，经过病马鼻涕实验才证实了该病源是马鼻疽杆菌。
其六，首载溪毒（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域在“东间诸山县”，“春月皆得”，症状类似伤寒：“尽患疮痢，但寒热烦疼不解，便致死”。[9]隋代名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疫区及病状的详细记载，通过这些描述基本断定与春日下水种田而感染急性血吸虫病相符。
其七，首载尸注（肺结核病），典型症状是“使人寒热淋沥、恍恍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10]开出的处方中有桑白皮、松萝、桃仁、獭肝等药物至今仍是治疗结核病常用药，尤其是松萝的抗结核杆菌功能已经被现代药理学所证实。
其八，首载疟疾特效方。有两种药物方剂为后世瞩目，第一是“青蒿一握，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11]我国学者已经用青蒿创制抗疟新药，谱写人类抗疟史新篇章，下文再详述。第二是14条以常山为主药的方剂。现在知道常山全碱的抗疟功效是奎宁的26倍，缺点是呕吐的那个副作用，中医称为“吐疟”。
其九，首载脚气病的流行病学“先起岭南，稍来江东”，根据临床症状“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痹，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此其候也。不即治即转上人腹，发热便杀人”。[12]可见他区分为痛痹不仁（干型）、两胫肿满（湿型）、入腹发气（脚气冲心型）三型，并能运用含维生素B1较多的大豆、赤小豆、芝麻以及松叶等药物治疗。
其十，首载治疗“卒心痛”两个有效药：黄连和苦参：“黄连八两，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渣，温服五合，每日三服”和“苦参三两，苦酒升半，煮取八合，分再服。亦可用水，无煮者，生亦可用。”[13]今知两药有抗心律失常、改善心肌供血、降低血脂等作用，已广泛用于治疗冠心病。
在外治疗法方面葛洪也堪称大家，他创造出不少有关简便有效的临床治疗技术，主要成就如下：
其一，首创隔物灸法，如隔蒜灸、隔盐灸、隔椒灸、隔面饼灸等，其目的是减少于皮肤上直接壮灸发生的灸疮，疗效也极好。其中隔蒜灸至今仍在临床运用于养生保健，葛洪则是用来治“沙虱毒疮”：“以大蒜十片，着热灰中，温之令热，断蒜及热柱疮上，尽十片，复以艾灸疮上七壮，则良。”[14]
其二，首创瓦甑熏灸法与艾管熏灸法。就是将艾揉成丸置于瓦甑与竹管中、点燃，使艾气从一孔中出烟，熏灼患处。如葛洪用此法治疗中风导致的身体掣痛：“取干艾叶一斛斗许，丸之，纳瓦甑下，塞余孔，唯留一目。以痛处着甑目下，烧艾以熏之，一时间愈矣。”[15]
其三，首创指针法，即是以指代针进行治疗急病的一种方法，它包括了掐法、点法、捣法等，即以指甲掐穴、指端按穴和指端捣击穴位，都属于指针疗法的范畴，是推拿疗法的一种常用手法。如指掐人中急救昏迷病人：“爪其病人人中取醒”，又如点按巨阙穴救卒发心痛：“闭气忍之数十度，以手大指按心下宛宛中，取愈。”[16]再如抓揉中脘穴治腹痛：“令卧高一尺许，拄膝使腹皮跏气入胸，令人抓其脐上一寸便愈。”这些指针疗法，不仅因其有效而沿用至今，并且对后世的指针疗法的发展，有其重要指导意义。
其四，首载前人未有的经外奇穴，如脐中四边、腰眼、十宣、中魁、内踝、外踝等穴，今仍广泛应用在针灸中。
其五，首载以“抄腹法”、“捏脊法”治疗急腹痛。其法：“使病患伏卧，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令病人自纵轻重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这种方法实是今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肠梗阻颠簸疗法的来源。捏脊法是医者以手“拈去其脊骨皮深取痛引之，从龟尾至顶乃止，未愈更为之”。[17]捏脊法手法在今天已更为完善，适应范围更为扩大，常用于小儿食思不振、消化不良、疳积、厌食等症，亦用于成人的高血压病。
其六，首创扩胸法急救窒息，作法是“捧两手忽放之”，即用病人两上肢挤按胸廓，然后再扩胸放开的一种复苏术，用于自缢死、卒中恶死的急救。
其七，首创导尿与灌肠术。针对“治小腹满，不得小便”葛洪开出的处方是：“细末雌黄，蜜和丸，取如枣核大，纳溺孔中，令半寸，亦以竹管注阴，令痛朔之通”[18]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导尿术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王瓜》条引用《肘后备急方》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云：“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许水解之，筒吹入下部；大便不通，上方吹入肛门内；二便不通，前后吹之取通。”以此可推断当时已经有器械灌肠，而且是加压灌肠，通过对筒中吹气，帮助克服压力，使药物入直肠以达到通便的目的。至于用什么样的导管插入尿道、肛门多深未有记载，应该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方法。
其八，首创用硫黄治疥。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引用的葛氏方是“硫黄无多少，研粉，以麻油或以苦酒和涂摩之；以酒渍苦参饮之。”强调用硫黄膏涂后要摩擦，使药进入皮损内部以杀灭疥虫；服苦参可以解痒。
其九，首创将药物制成舌下含丸剂用于治疗心脏病，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种用法在历代医籍中均鲜有记载，西方也只是近代才研制出了硝酸甘油含片用于治疗心脏病。《肘后方》中多次记载如下：“捣干菖蒲，以一枣核大著其舌下”“用新好桂削去皮，捣筛三指撮，著舌下咽之”“矾石、桂，末，绵裹如枣，内舌下，有唾出之。”从以上方药记载可以看出当时的医家在急救的治疗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舌下含服药物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救急效果。
其十，首创骨折用小夹板固定法：“熟捣生地黄熬之，以裹折伤外，以竹片裹之，令遍病上，急敷勿令转动”。用敷料包扎金创则要求“裹缚疮用故布帛，不宽不急，如系衣带即好”。
葛洪对创伤口的早期处理、止血方法及防止伤口感染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对于被虎、熊、马等动物咬伤、踢伤及抓伤者，他很注意防止感染，认为这些伤口可因动物“毒气”侵入而致肿痈化脓，故主张应先进行熏洗创口，提出了先以“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或“煮生铁令有味，以洗疮上”。并发骨髓炎，“疽疮骨出”者，则先以“盐酒洗”，而后以“黄连牡蛎各二分为末，后傅（敷）”的方法治疗。
此外，葛洪对骨科外伤疾病也有较成熟的治疗方法，他将骨伤分成四类：（1）“坠损”，包括坠落、重物压榨；（2）“折伤”，包括骨折和骨破碎；（3）“脱折”，包括脱位和合并骨折；（4）“伤筋”，包括软组织损伤。“箭伤”分三种：（1）交趾（今越南北部）、两广（广东、广西）夷俚用焦铜作镞；（2）岭北用诸蛇虫毒蛰物汁著管中渍箭；（3）猎师射麋鹿用射网（乌头碱）涂箭镞。又对损伤的病情和预后作出准确判断，说“凡金疮伤天窗、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心脏及附近内脏血管）、五脏六腑俞，此皆是死处。”颅脑损伤分两类：（1）“破脑出血，不能言语，戴眼直视，咽中沸声；口急唾出，两手妄举者死”；（2）“脑出而无症候者可疗。”前者描述的是颅骨骨折的死候，与现代所见的脑干损伤或颅内血肿、脑疝形成十分相似，这些病候至今也还是危重症。而后者是指一般颅骨开放性骨折而无上述脑干损伤及颅内出血等症状，是颅脑损伤的轻症，所以说“可疗”。他还观察到创伤合并症：疮边自出黄汁的“中水（化脓感染）”、“发痉口噤（破伤风）”、“肌肉腐臭、寒冷、坚急（气性坏疽）”、痛不在伤处者的“伤经”（疑为深部感染或神经损伤）。治疗创伤方面，他提出用盐水、蓝水冲洗，外敷黄连、黄柏等药物，用纺铁烧灼止血、“苦酒（醋）渍棉”填塞止血、内服药物等方法。他还提出下颌关节脱位创牵推复位法：“令人两手牵其头，暂推之，急出大指”，经过了历代医家的补充完善，至今仍有沿用。难得的是，还记载了腹部外伤缝合，《医心方》引“葛氏”方载：“肠己断者方：以桑皮细线缝合，热鸡血涂之，乃令入。”
值得一提的是，葛洪还十分重视膏摩（用药膏按摩局部）的运用，是第一位系统论述膏摩，使膏摩证、法、方、药齐备的医家。《肘后方》卷八记载了葛洪治百病常备的丸、散、膏方和药物，其中药摩共有9种，分别是：裴氏五毒神膏、苍梧道士陈元膏、华佗虎骨膏、莽草膏、蛇衔膏、神黄膏、青龙五生膏、丹参膏、神明白膏。这些药膏方多出自名医之手。这些内容，为后世膏摩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不少药膏至今仍有极好的临床效果。
三、简、便、廉、验的特点
后世总结《肘后方》的特点常常用四个字：“简、便、廉、验”，可谓精准。仔细分疏，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1）众急之病，无不毕备。《肘后方》各种主要急性病的医方皆有收载，内容十分完备。例如：卒死、头痛、腹痛、霍乱、下痢、疟疾、中毒、为物咬等等，后世增补的还有落水、自缢、冻死等各种急症，基本都囊括了当时常见的急性病症。
（2）种类殊分，缓急易简。葛洪首先将各种疾病分别病名，而且按照类别排列，使全书条理清楚，所谓“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全书总体分类先是救卒死方，继之以救卒心痛、腹痛、伤寒、温病、咳嗽、水肿等，临症翻阅，一目了然，使用起来简易方便。
（3）篱陌之间，顾眄皆药。葛洪照顾到一般民众的实际情况，所选药用皆“易得之品”，不仅随处可得，甚至“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个别必须购买的药，“皆贱价”。他常以盐、油、酱、醋、鸡蛋、面粉等日常食品入药，连鸡鸭鹅猪犬牛马等家畜的血、肉、毛、粪便等亦作药用。例如：救卒死方中使用葱叶、葱黄心、绵、酒、雄鸡血、小便等物救卒死，“一方：取葱黄心刺其鼻，男左女右，入七八寸，若使目中血出，佳。”“又方：以葱叶刺耳。耳中、鼻中血出者莫怪，无血难治，有血是候时。”又方：“以绵渍好酒中，须臾，置死人鼻中，手按令汁入鼻中，并持其手足，莫令惊。”“又方：以小便灌其面，数回即能语。”使用起来自然十分方便。
（4）单行径易，约而易验。前面提到葛洪不满当时诸家《备急方》用药多至十数种，而疗效未必佳，故此他专门挑选单方治病，偶尔使用复方，药物亦不繁，其方虽简约，但疗效显著。例如“救卒死方”所选多为单方：“又方：取皂荚如大豆，吹其两鼻中，嚏则气通矣。”“又方：捣女青屑，重一钱匕，开口内喉中，以水若酒，立活”“又张仲景诸要方：捣蓬汁以灌鼻中”“又云半夏末如大豆，吹鼻中”等等，效果可谓立竿见影，用他原话是：“死人须臾活”“立活”“立起”。
（5）灸言分寸，不名孔穴。上文提及诸家《备急方》多用针法，而寻常百姓并非医家，也没有见过《明堂》、《流注》这类穴位图书，身中的荣卫腧穴都不知道在什么位置，怎么能用针治病？于是葛洪除了药物治疗外，还兼采妻子鲍姑的灸法，灸法的使用很方便，只“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即告诉人们灸疗的大致部位在什么地方，如何把握，每种病灸要多少次，这样简单明了，“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例如“救卒死方”所用灸法：“又方：灸鼻人中，三壮也。又方：灸两足大指爪甲聚毛中，七壮。此华佗法，一云三七壮。”“又方：灸脐中，百壮也。”这里提到的人中、脐中、两足大指爪甲聚毛中，都是一般人都能看懂、都能找到的部位。
（6）采用近方，无古之目。葛洪《肘后方》多采用华佗、仲景等近代医家的效方，此类药方多具简便效佳的特点，书中很少提及黄帝、仓公、扁鹊这些远古名医的处方，因为葛洪认为当时社会风气“贵远贱近，是古非今”，一般民众即使见到艰涩难懂的古方亦于事无补，不如多介绍“近方”更切实用。当然，考察《肘后方》的内容，葛洪不仅博采扁鹊、华佗、仲景及百家杂方，也参考了当时诸家的备急方及民间验方，他认为只要是疗效好，均可用于疗疾，不必拘泥于古方。总之，葛洪编写此书的主旨在普济众生，替无力延医或远离都市的人们考虑，使他们在疾病突至之时因此书而免去祸端。这种态度既实在，又开放，在耽溺浮夸的门阀贵族时代弥足珍贵。
四、影响非凡功在当代
《肘后方》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历代大型方书、类书如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宋代御制《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明代的《普济方》、《医方类聚》、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均收载了《肘后方》的内容。《肘后方》也很早便流传高丽、日本等国，并在海外有多种翻刻本问世，如高丽新雕《肘后方》七十三板（1059年刻），日本延享刊本、宝历重刊本。日本学者丹波康赖（公元912年—995年，其先祖为东汉灵帝之后入籍日本的阿留王）于日本永观二年（公元984年，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撰成《医心方》630卷，其书选编中国唐宋以前的医学典籍达204种，摘引《肘后方》内容多达393次。及至江户时代的著名医家蓝刂慎（？—1842）著有《读肘后方》一书，依据《外台秘要》、《证类本草》、《备急千金方》等书对《肘后方》作了文字校勘和辑佚，已是今人整理、研究《肘后方》的案头必备书籍。
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葛洪的《肘后方》又有着一番特殊的意义：在他的记载提示下，中国人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因为一种解除了上百万疾患的药——青蒿素，与一位科学家——屠呦呦（1930—）获得诺贝尔奖，让一千年多前的葛洪在一夜之间又“穿越”回大众关注的焦点中。以下我们来一起回顾提取青蒿素的艰辛历程，从中重新审视《肘后方》举世瞩目的“含金量”和“辐射力”。
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应该都还记得过去疟疾多发的情景。因为肉眼看不见的疟原虫在血液里的鼓捣，病人的症状相当痛苦。高热起来，恨不得把衣服全脱光了都还不解热；发起寒战来，几床被子压着依然感觉寒气透骨。几番折腾下来，病人非常虚弱，时间一久，病人就会变得骨瘦如柴，有的甚至因此而丢了性命。其实，疟疾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疾病，也是全球性的、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急性寄生虫传染病。19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抗疟有效药物——奎宁，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了一系列喹啉类抗疟药，尤以20世纪40年代的氯喹疗效最佳，为世界公认并广泛应用。
时间来到1955年的越南，时的越南分裂为南北两方，长达二十年越南战争拉开帷幕。应南越吴廷琰政府要求，美国肯尼迪总统派遣了特种部队进驻南越，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也没有袖手旁观，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的胡志明政府。到了60年代中期，除了提供大批物质金钱支援北越政府以外，中国政府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秘密入越参战。因为越南丛林茂密，瘴气弥漫，加上行军艰辛、战斗激烈，战士们纷纷感染疟疾，其中恶性疟疾死亡率极高，极大地影响战斗力。当时抗疟特效药氯喹已经产生抗药性，医护人员对战斗人员大量减员一筹莫展，越共军队也因患疟疾大量减员，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请求中国政府代为研究寻找能替代氯喹治疗疟疾的新药，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答应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1967年5月23日，毛泽东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研究工作，寻找能够替代氯喹治疗疟疾的新药。周恩来总理直接参与，国务院专门成立“5·23”办公室。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37家国家级和省市级的研究机构在各大军区所属的“5·23”办公室领导下，承担了这项当时较为秘密和重大的科研工作，简称“5·23项目”。1967年5月至1972年底的五年中，项目组科研人员把中医药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处方刨根问底，检验了无数的中草药治疗疟疾的成方、单方、验方、秘方，花掉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还是没有突破性进展。
1969年1月21日，在科学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角的北大生物药学专业毕业生屠呦呦临难受命，被中医研究院为科研组长，参加“5·23”项目。造化弄人，也许连屠呦呦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一项任命，最终成就了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第一发明人的盛誉，也成就了新中国在中药研究领域的历史性突破，更成就了成千上万需要青蒿素治疗的严重疟疾患者。当然，也成就了他与葛洪之间的一段隔代佳话。
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未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屠呦呦决定，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在汇集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基础上整理出了一本包含640多种草药的《抗疟单验方集》，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胡椒的效果好。在其它科研单位汇集到“五二三”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古代多部中医药著作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细细翻查，终于找到葛洪《肘后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引起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意思是用一把青蒿，以二升的水浸渍以后，绞扭青蒿取得药汁，然后一次服尽。寥寥十五字，却“一语惊醒梦中人”：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高温煎熬法不同？原来古人用的是青蒿鲜汁！奥秘就在于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看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经过190次的失败后，在1971年10月4日，终于分离获得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会议，屠呦呦代表课题组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对与会者颇有启发。
1972年7月，屠呦呦及其团队成员以身试药，完成人体试验，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在海南岛、北京地区，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首次临床观察30例，全部有效。11月，屠呦呦在全国各地区“523”办公室主任座谈会上报告该结果，引起全国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后来，对于疟原虫有着良好抑制作用的青蒿提取物结晶就被命名为“青蒿素”，并且很快通过临床验证，对于奎宁容易产生抗药的恶性疟疾等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青蒿素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推陈出新，一批批衍生药物被研发出来，推向全世界，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几百万遭受疟疾之苦的民众的生命。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荣获美国2011年度“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表彰其“从中药青蒿中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6月4日，屠呦呦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2015年度华伦·阿尔波特基金会奖，“用行动证明了如何通过漫长而辛苦的基础生物学研究工作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死”。
2015年10月5日17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该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屠呦呦成为在中国本土开展科学研究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这是中国科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并评价。在同年的12月10日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85岁高龄的屠呦呦发表了《青蒿素——传统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在演讲中她提及了葛洪肘后方这个“关键文献的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相隔千载，一位古代的医家与现代的科学家就这样奇妙联袂谱写了人类抗疟的新篇章。就在启程赴瑞典领奖之前，屠呦呦没有忘怀罗浮山——葛洪撰写《肘后方》的地方。当她获悉当地即将启动罗浮山葛洪博物馆建设，并筹备拍摄《葛洪医道》纪录片后，特意委托其老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副院长杨保华将有其亲笔签名印鉴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捐赠给罗浮山葛洪博物馆，成为馆内首批藏品。这也是屠呦呦获诺奖后首次签名赠书给馆院。
其实，早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中，就有医学界人士发现青蒿素的作用。医学界及罗浮山景区从2004年开始就借机挖掘罗浮山葛洪的医药文化，于2006年在葛洪“洗药池”旁营造了一个“青蒿园”，树立了“青蒿治疟之源”碑。这一系列举措，离不开一位岭南名医的积极推动。如果说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那么他则是在临床上证实了青蒿素的功效，并一生不懈促使青蒿素抗疟走向国际化，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首席教授李国桥（1935—）。
从1964年起李国桥就开始了针灸治疗疟疾的课题研究，1967年，他被点名组织一个针灸小组，加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为了检验针灸治疗的效果，李国桥还主动叫护士把疟疾病人的血注入他的体内，故意让自己感染。当时，他在自己身上进行了连续4天的针灸治疗，直到脾脏、肝脏肿大，全身高烧、陷入险境，才停止了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为防不测，疟疾发作时他还写了遗书，强调没有免疫力第一天就可能昏迷，万一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万一死了，在花圈上挂个疟原虫。”这位与疟疾对抗半个世纪的中医，在70岁高龄时还在自己身上打入病毒以确定实验结果。
李国桥通过创新的灭源灭疟法，在非洲国家科摩罗实现了疟疾零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快速控制疟疾流行。2004年以来，他带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团队与广东新南方集团成功研制出第四代青蒿素复方—青蒿素哌喹片，中文名“粤特快”，这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他们先后于2007、2012和2013年在科摩罗所属的莫埃利岛（3.7万人口）、昂岛（32万人口）和大科岛（40万人口）地区实施，超过220万人次参加“粤特快”全民服药，3万多外来流动人口参加预防服药，2014年实现了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人数减少为2154例，下降了98％，短期内实现了从高度疟疾流行区向低疟疾流行区的转变，实现了疟疾零死亡，圆满完成了科摩罗三岛快速控制疟疾的任务。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使用中国的创新药物帮助一个非洲国家快速控制疟疾流行的成功案例。2013年，科摩罗副总统福阿德·穆哈吉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为李国桥颁发了总统奖章。
为彰显我国发明的青蒿素“有根可寻，有源可溯”，李国桥教授在2006年还发起了“青蒿抗疟寻源”活动，专家们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研，从大量历史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史料中确认，青蒿抗疟学说源于广东罗浮山。于是有了这块“青蒿治疟之源”的纪念石碑。它矗立在葛洪当年的洗药池旁，默默向世人述说这段从罗浮山走向世界的奇药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