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医道养生思想与方药学说是整个中华医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无论是医道养生思想的形成，还是《肘后方》的撰写及遗响，都与罗浮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医道方药惠泽南粤大地，对岭南中医药发展贡献巨大，激励着一代代方家薪火相传，不懈创新。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来说，他渊博笃实的思想与实践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药库，有待我们去继续深挖、融化、提炼，锻造出更多对治现代疑难病症的“灵丹妙药”来。
一、葛洪对岭南中医药发展史的贡献
只有将葛洪放到独特的岭南风土习俗和岭南医学发展脉络中做一番考察，我们才能准确定位他对于岭南中医药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及影响，加深理解罗浮山在医学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国医大师邓铁涛（1916—2019）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岭南医学”概念：“由于五岭横亘于湘赣与粤桂之间，形成一个特殊地理环境，不仅气候风土人情与中原有异，人的体质、疾病亦不尽同，遂逐渐形成了研究岭南地区多发疾病为主要对象的岭南医学。”[1]的确，特有的气候环境塑造了人的特有体质，也滋生出特有疾患，因而形成了特有的医学流派。纵观历史，“瘴气”无疑是岭南医学的头号攻克对象，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一部岭南医学史就是一部御瘴史，而葛洪正是筚路蓝缕的先驱。
早在《后汉书》中就记载了马援率军队出征岭南，见到此地的热带雨林到处雾气弥漫、炎热潮湿的瘴气场景：“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加上当地医药落后，北方人初来乍到，极度不适应，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恐慌，死伤者众。史书关于岭南瘴气伤人的记载连篇累牍，历代医家们百般设法研发抵御瘴气的良方，在唐宋时期“催生”出中国古代医学典籍新的类别，那就是“岭南方”，如《南行方》《岭南脚气方论》《岭南急要方》《岭南备急要方》等，都是当时风行一时的畅销书，里面罗列的岭南疾病除了瘴疟，还有相关的蛊毒、脚气等，蛇伤等等。我们看到，这些疾病及处方早在葛洪《肘后方》就有记录了，被不少后代“岭南方”所收录转引。葛洪是较早观察瘴气的医家，他形容为“黑雾勃郁”，这“山瘴恶气”会伴随“西南温风”带来瘟疫，隋朝大医巢元方把这叫“山瘴疟”，并说“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从现代的研究来看，瘴气其实就是疟疾，是主要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病原是疟原虫），这已经是常识，古人虽然没认识到这一点，但葛洪专列了“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还发现了青蒿这味特效药，启发了今人开发出全球一线抗疟药。广东人经常将青蒿和金银花煲凉茶来清祛湿热，这点与古人御瘴治疟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古人还认为中了瘴气会引起“脚弱”，这种流行病随着晋代大批移民南迁岭南而出现在史书上。这些北方移民有的四肢麻木酸痛，行走困难，有的双脚水肿，严重时可以蔓延到腹腔，医家认为是正气被瘴气所中伤，称为“脚气”（并非今日俗称的“香港脚”）。葛洪就指出此病“先起岭南”，而且病者主要是上层社会的“衣缨之士”。其实这病与瘴气无关，而是与缺乏维生素B1有关。因为北方人以麦为主食，来到南方改食稻米，稻米维生素B1含量低于麦，而贵族喜欢精制，稻米的维生素B1损失更低了，于是“脚气”、“脚弱”就大规模流行起来。古人虽不知是饮食习惯引起而归咎于水土，但也发现了多吃粗粮有助于防治此病。葛洪就建议病人多吃豆类食物，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古时的岭南还以盛产毒物闻名中原，各种毒草、毒蛇、毒虫还有巫蛊，让南迁而来的移民谪客战战兢兢，如诗所言：“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葛洪却是个另类，不仅主动要求到岭南来任职，还仔细观察了各种毒物，研发推广药方，如发现岭南土著的毒箭是用蛇虫毒液浸泡箭镞而成，又如针对岭南的沙虱、溪毒，他以外用药——蛇莓草根磨成粉末来避虫，还介绍了岭南人的经验——就地取材摘取茅叶茗叶刮皮肤至轻伤，然后涂抹苦苣菜汁。他的好友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提及“交、广俚俗多蓄蛊毒”，他自己也记载“人有养蓄蛊以病人”，详列各种中毒状，多用生姜、甘草、黄藤、常山来解毒，还有佩戴真犀、麝香、雄黄等药在身来预防。撇除迷信成分，蛊就是寄生虫病，热带地区寄生虫多，卫生条件差，于是产生了种种“蓄蛊”、“下蛊”的传说。唐代刘恂的《岭表异录》说：“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胪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并非岭南人生性残忍喜欢制蛊害人，而是湿热的地方本身毒虫多。尽管葛洪没有弄清起因，但防治的方法还是有效的，像犀角这味药，其凉血解毒的功效深入人心，旧时岭南富贵人家常备犀角应急，应用非常广泛。
最为难得的是，针对岭南的文化落后、缺医少药的状况，葛洪还专门列举了25种“葛氏常备药”：大黄、桂心、甘草、干姜、黄连、椒、术、吴茱萸、熟艾、雄黄、犀角、麝香、菖蒲、人参、芍药、附子、巴豆、半夏、麻黄、柴胡、杏仁、葛根、黄芩、乌头、秦胶。他特别补充说明这些药“固以大要岭南使用”，可以将“众药并成剂药，自常和合，贮此之备，最先于衣食耳”。这些岭南常备药开了岭南方的滥觞，让后来无数南行之人受惠，增加了他们寓居此土的信心。比如唐代大文豪柳宗元（773—819年）。他于唐顺宗年间被贬到广西柳州作刺史，刚来岭南，就因缺医少药而身患重病，先后患上疔疮、霍乱、脚气三种重病，后来幸得友人简便验方，终得“鬼手脱命”，挽回了性命。他把这三条方子抄录下来，寄给好友刘禹锡，经刘禹锡整理成《柳州救死三方》，其中治疔疮方就得益于葛洪的验方，他自述：“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得疔疮，凡十四日，日益笃善，药傅之皆莫能知。长乐贾方伯，教用蜣螂心，一夕而百苦皆已。明年正月，食羊肉又大作，再用亦如神验。其法一味贴疮，半日许，可再易，血尽根出遂愈。蜣螂心，腹下度取之，其肉稍白是也。所以云食羊肉又大作者，盖蜣螂畏羊肉故耳。用时须禁食羊肉。其法盖出葛洪《肘后方》。”疔疮是一种发病迅速而危险性较大的急性化脓性疾病及部分特异性感染性疾病。疔疮以其形小根深坚硬，状如钉丁之状而得名，病情变化迅速，容易毒邪走散。而“蜣螂”就是屎壳螂，有定惊、破瘀、通便、攻毒的功效。《肘后方》用蜣螂心治疔疮的原文没有保留下来，但柳宗元对葛洪的感恩却被记录在案。除了柳宗元，葛洪对另外一位南行的大文豪——苏东坡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虽然不是具体的方药让苏东坡“鬼手脱险”，但葛洪作为一位岭南养生先驱，让苏东坡备受鼓舞。东坡被贬惠州，不像其他迁客骚人一样满怀郁闷惶恐，而是积极地面对种种境遇，他常常引葛洪为知交自励：“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久已交前生”，“便向罗浮觅稚川”，学起葛洪研究养生，修炼身心，结交罗浮道士邓守安学习内丹功法，在罗浮山筑山房药圃，亲自采药种药，还作咏药诗抒发隐逸安居的情怀。葛、苏这两位“隔代知音”，都是为改善岭南医药环境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寓贤，早已成为史书津津乐道的佳话。
其实，沾溉葛洪恩惠最深的，还是岭南人，尤其是罗浮山。岭南的饮食起居中的养生理念与实践中，随处可见葛洪的影响“因子”，尽管这种“因子”是隐性的，但渊源甚深。就拿药膳食疗文化来说，众所周知，广东人独特的饮食习俗中最负盛名的是老火靓汤和凉茶。若追根溯源，我们都可以从葛洪的记述中找到雏形。《肘后方》治“身面肿满”的方子就用煲汤疗疾：“章陆根一斤，刮去皮，薄切之，煮令烂，去滓，纳羊肉一斤，下葱豉盐如食法。”[2]又有用猪肉熬茅根羹来治“黄疸”：“生茅根一把，细切，以猪肉一斤，合作羹，尽啜食之。”[3]再如广东凉茶，基本都是以清热祛湿解毒为主，虽然要到晚清时期才形成“王老吉”的凉茶品牌，但不少常用草药及解毒理念已见于《肘后方》。根据今人研究，《肘后方》中收载了大量食疗方，据统计，若按食物品种可分为鱼、禽蛋、畜肉与内脏、虫介、豆、菜蔬、果类、乳制品及粥类等九大类，共65种治病的食疗方，表明葛洪善于运用各种食物以达到治病的目的。不仅其配方与现代营养学甚为吻合如对肿满、水病善用动物蛋白质（鱼类、鸭类等）及大豆类，并必须禁盐。治虚损善用乌雌鸡等，而且配制方法多种多样，如鸭煮粥、鸭纳药、梨纳胡椒等。
葛洪这种“药食同源”和“治未病之病”的理念与实践被岭南人忠实继承下来并发挥到极致——不单单用来治疗疾病，而是进一步把各种药材汤料融入了日常饮食保健中。有意思的是，在各种食材中，葛洪还特别提及“蛮夷酒”治癞病有奇效：“初觉皮肤不仁，或淫淫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瘾疹赤黑。此即急疗。蛮夷酒，佳善。”[4]酒为“百药之长”，有活血行气的功效，人们认为可以常服来驱除瘴湿之气，在全国明令禁止私酿的朝代，岭南这片蛮夷之地却是可以自酿酒水的“特区”，可见此地酒风之盛。苏东坡被贬惠州，就写有《桂酒颂》：“吾谪居海上，法当数饮酒以御瘴，而岭南无酒禁。有隐者，以桂酒方授吾，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间物也。”苏东坡的桂酒用的原料不是桂花，而是桂皮。他还将酿桂花酒的方法刻在罗浮桥之下，可惜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从葛洪为“蛮夷酒”作“广告”到苏东坡称颂的“桂酒”，可知岭南人将酒作为养生药膳的历史由来已久。今天罗浮山周边村庄随处还能看到家家户户自制的药膳酒，适量把杯小酌，作为日常保健饮品。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葛洪已经融入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岭南中医药文化传统中，与罗浮山固有的草药文化交相辉映，造就了岭南罗浮山医药养生文化圈，并扩大了这个文化圈的辐射力，改变了世人视岭南为畏途的成见，让罗浮山吸引了各地民众来寻仙访药，而且医风寝盛，名医辈出，延续了葛洪遗留的道医传统。如明朝当地就有自署“罗浮山人”的医书《竹堂经验方》问世，晚清光绪年间又有同样自称“罗浮山人”者撰写医学专著《历脏篇》，在道教内景学说及气功学说的基础上沟通中西关于人身脏腑认识的异同，对人体结构和生理作一个完满的解释。而罗浮医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乾隆年间的陈复正，他自幼博学精思，在罗浮山人道习医有成之后下山济世，行医四十年，尤擅儿科，著有《幼幼集成》六卷，是清代有代表性的儿科学家之一。陈复正常常竹杖芒鞋，云游四海，所到之处，救死扶伤，人称“飞霞道士”，颇具葛洪的道医遗风。
罗浮山也是葛洪相关风物现存最多的胜地，这些风物历经千年沧桑，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也可见当地对他感念之深。以下我们列举几例方志中所载的与葛洪医药文化相关特产：
（1）冲虚观旁的草药集市“洞天药市”，据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东粤有四市，一曰‘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亦曰‘洞天药市’。有捣药禽，其声玎珰如铁杵臼相击。一名‘红翠’，山中人视其飞集之所，知有灵药，罗浮故多灵药，而以红翠为导，故亦称药师。”这种神奇的罗浮红翠鸟“状如翡翠，毛朱红色”，啼声如捣药，故名“捣药禽”，相传是葛洪炼药时所化，能引导人们采到灵药，故被称“药师鸟”。
（2）被葛洪称为仙药的“芝菌”，“生罗浮最多，有二十四种，其知名者，曰石芝、木芝、草芝、菌芝，葛稚川以为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光明洞彻皆如坚冰。见即禹步采之，阴干百日，色不变者为真芝。盖芝者，川岳之灵，其形千出，或如人，如龙，如亭盖。多有五采云覆其上，非有德之士不能见。
（3）“丹灶泥”：“出罗浮葛洪炼丹处，泥如小弹丸，红黄色，拾归可疗心痛与不服水土之病。以一丸置杯水中忽旁泡起累累，有烟滚滚，上冲水面，须臾泥方消散。”（吴绮《岭南风物记》）《本草纲目拾遗》的记载更神奇：“罗浮冲虚观后，有稚川丹灶，取灶中土，以药槽之水洗之，丸小粒，投水中，辄有白气数缕，冲射四旁，生泡不已，哈哈有声，顷之，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融化，服之可疗腹疾。道士号为丹滓，尝以饷客。治晕船不服水土等症，丸如豆大，饮水调服。”其实灶心泥是一味中药，又称“灶心土”，为烧木柴或杂草的土灶内底部中心的焦黄土块。旧时农村均有在拆修柴火灶或烧柴火的窑时，将烧结的土块取下，用刀削去焦黑部分及杂质即可得，又名“伏龙肝”有温经止血、止呕、止泻的功能。现代研究药理作用：本品有缩短凝血时间，抑制纤维蛋白溶解酶及增加血小板第三因子活性等作用，能减轻洋地黄酊引起的呕吐，有止呕作用。当然罗浮灶心泥因为“葛仙翁”的缘故，平添了几分积极的心理暗示疗效。
（4）罗浮山百草油。据考证，百草油是由明代罗浮山黄龙观道士陈伯辉在前辈古方的基础上创制而成，其处方及制作技艺在道门中代代相传至20世纪初，因战乱而流落民间，一直到五六十年代由罗浮山制药厂收集整理，传承技艺，实现了批量生产并远销东南亚。尽管《肘后方》没有百草油相关配方的记载，但保存了熬制各种药膏的配方和方法——百草油即由药膏滤出汁液，而且出自历代道医秘方，所以百草油的前身一般都追溯到葛洪，现有的包装上就是以葛洪炼丹炉为品牌标帜。今天的罗浮山百草油已经是知名品牌，是当地普通家庭必备良药，其组方独特，由79味中草药组成，制作工序多达72道，是组方用药最多，工序最繁的油剂药品，其制作工艺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百草油味道芳香，广泛应用于头痛头昏、无名肿毒、蚊虫叮咬、晕船晕车、跌打肿痛、腹痛腹泻、中暑、烫伤等病状，还可用来除臭去秽，清新空气。与青蒿素一样，百草油与越战也有不解之缘。因为越南的气候环境与岭南相似，深山丛林中作战极其容易遭遇蚊虫、毒蛇、细菌、病毒的困扰而感染疟疾，出现无名肿毒、头痛发热等症状。当时我国的援越药品中就有百草油，让部队免去不少病痛折磨。而在1979年的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百草油也继续发挥了重大的功效，据参加过中越战争的罗浮山地区老兵回忆：“罗浮山百草油是行军的时候必带的药品，除了武器和子弹，就是它最重要了”。[5]如果算上青蒿素的话，罗浮山为“越战”贡献了两大重要抗疟药物，而这两种药物，都源于葛洪。
不可否认，葛洪与罗浮山草药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已凝就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情结。罗浮山有一首流传甚广的《百草集民谣》，用民间歌谣的方式，唱出了这种深远渊源：
罗浮神仙地，处处出珍宝。草木皆古色，棵棵奏奇效。
良方任采撷，顾盼皆妙药。风物殊不恶，洞天药市早。
名山多显赫，南禺这独好。句容葛仙翁，济世集百草。
朱草此孕育，玉树临风娇。东坡育冬参，鲍女采皂角。
吕祖掌竹府，孔月散丝茅。罗山与浮山，四时春光好。
遍野金银花，丝豆情未了。兰桂馥馨香，山花显娇妍。
东方彤云起，万物阳光照。青松来白鹤，和顺偕长老。
七叶一枝花，彩蝶恋市苇。丹荔御柑黄，芦橘蜜蟠桃。
白贝串云菊，茯苓接连翘。田七杜仲昌，天麻贵嘉宝。
南窗风送暖，还魂成仙考。三乌地黄多，业棱何杳杳。
白芍天门冬，当归安期枣。天葵白丁香，莲子淮山药。
川贝枇杷叶，元参夏枯草。生地红枸杞，银杏气冲霄。
西庵常荫翳，蹊长蛇舌草。黄精金耳环，蚊京味樟脑。
金樱毛冬青，五叶指毛桃。石榄巴戟天，牵牛吹军号。
泽泻千斤拔，石斛紫没药。甜茶鬼翦羽，山楂黑胡椒。
北麓水气温，湖溪发红蓼。石涧生胆星，菖蒲驱邪妖。
碧丛插蓬茂，蕨头满山腰。追风半枫荷，桔梗炙甘草。
沙姜倒水莲，羌活益母草。半夏马兰花，仙菜肥如羔。
百合金不换，钩藤似关刀。薏苡使君子，沉香神曲飘。
槟榔白豆蔻，苁蓉桑螵蛸。辛夷何首乌，远志源山坳。
银胡梅花瓣，木瓜补骨劳。党参救比应，川芎间白芍。
灵芝藏深谷，百草列全考。国药扬天下，万众乐逍遥。[6]
总之，罗浮山为葛洪及后来的医家奉献了一个丰富的草药宝库，而葛洪的行迹传说使得这里仙气弥漫，让罗浮山成为世人追慕的御瘴净土。
二、葛洪医道的现代启示
2015年12月7日14时15分，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科学家屠呦呦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学院诺奖演讲报告厅发表演讲，在最后她作出了这样的寄望：“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对于葛洪留下的医学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也应作如是观。以下笔者将综合近人的探索，从三个方面来展望葛洪医道对当下与未来的启益。
（1）葛洪医道精神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葛洪十分体谅民众疾苦，所集方药皆着眼于贫苦百姓，本着简、便、廉、验的准则，凡篱边道旁信手可采而不花钱或少花钱且有效的药物皆可应急，读其《肘后方》自序即足见他大慈恻隐、救含灵疾苦之心：
余今采其要约，以为《肘后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
本着这种便民惠民的弘愿，他勤勉实践，博采众方，大胆创新，展现出一位有道医者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不但不过时，恰恰是这个时代所亟需的。尤其是当医疗行业疯狂追逐商业利润的趋势下，普通百姓有“生不起病”、“看不起病”的感叹，中医药更亟需发挥它服务大众的“草根性”优势，造福人类。此外，医疗过度商业化也带来了职业道德的危机，医疗行业的神圣性遭到消解，医患关系变得如同市场消费关系，彼此紧张对立起来，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的乱象，为社会所诟病。面对这种种乱象，重提葛洪的“养生必先养德”的主张，不啻为一剂针砭良药，他说：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悯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佞陷阴贼，如此乃为有德“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等理念不仅是对医者职业道德修养的要求，也是对所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人都普遍有效的行为准则，自觉提倡、践行这些训诲，有利于重新树立医德、医道的神圣性，促使医者、患者皆以道德为依归，奉行众善，共同追求充满健康与德性的生活。
传承、践行葛洪的医道精神，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罗浮山当仁不让。它既有葛洪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有得天独厚的中草药资源，完全有能力整合资源，搭建研发平台，率先为弘传葛洪中医药文化起到“领头羊”的作用。据悉，依托国家第四次中草药资源普查，罗浮山所辖的博罗县将初步建立中药资源数据库，并纳入广东省及全国中药资源数据库，为全面、有效保护中药资源，推进中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目前该县依托药材资源丰富、传承罗浮山“洞天药市”历史、全县中成药企业较多这三大优势，计划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药学院等高等院校合作，在罗浮山成立中医药研究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动该县中草药资源的科学适度开发。为保育、推广葛洪夫妇艾灸养生文化，博罗县在2015年还成立了博艾志愿服务队，该志愿服务队以弘扬艾灸文化为己任，通过培训、义诊、讲座等方式深入基层百姓家中为群众普及实用的艾灸知识。
当前，罗浮山也正在加紧建设葛洪博物馆，该馆主要是展示葛洪夫妇生平事迹、著作、医学的贡献以及艾灸体验等妙方，并以实物或体验的方式将葛洪养生文化呈现在广大游客的面前，让游客亲身体验，为广大游客直观科普中医文化知识提供平台，并用手绘的方式充分展示葛洪中医药文化。在2016年9月，罗浮山还将召开第三届中医科学大会，该会议是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主办的高规格国际大会，邀请各大中医科学名家齐聚罗浮山，纪念先贤，共商医道，为中医药科学的发展“把脉开方”。
（2）葛洪养生之道与现代生活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改善，但人们在生活方面表现穷奢极欲、放纵口腹也是史无前例，已经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自然生态危机与健康危机。于是人们开始反思这种生活方式对生态、身心带来的损耗，回头从古人的养生智慧中寻求安顿身心的良方。葛洪提倡的养生之道无疑是极具指导意义的准则。
比葛洪稍早的大名士嵇康就曾指出南方多种疾病流行的根源在于纵口腹之欲：
穰岁多病，饥年少疾，信哉不虚！是以关中土地，俗好俭啬，厨膳肴馐，不过菹酱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鲑肴，无所不备，土俗多疾而人早夭。北方仕子游官至彼，遇其丰瞻，以为福佑所臻。是以尊卑长幼恣口食啖，夜常醉饱，四体热闷，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或患霍乱脚气胀满，或寒热疟痢恶核疔肿，或痈疽痔漏，或偏风猥退，不知医疗以至于死。凡如此者，比肩皆是，唯云不习水土，都不知病之所由。静言思之，可为太息者也。学者先须识此，以自诫慎。[7]
意思是说江南、岭南的居住条件虽差，但自然物产富饶，人民无须辛苦劳作就能获得食物，北方人旅居此地，容易放松戒备，大肆搜刮，恣情纵欲，一不小心就酿成重病。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无论是物质的丰富层次还是欲望的泛滥程度，都大大超越了魏晋时期，也不再局限于“江南岭表”，古人是因“恣口食啖，夜常醉饱，四体热闷，赤露眠卧”而致病，今人则有的作息混乱、日夜颠倒导致“过劳死”，贪杯嗜食引发“三高”，还有因追求时髦或不耐热闷而暴露肌肤，终年冷饮、“雪藏”于空调房中而消耗阳气，“亚健康”者比比皆是。古今世态有异，但人情无改，在不节制的生活方式必导致身体亏损这一点上的认识是一致的。
葛洪与嵇康的侄孙嵇含是知交，多年的岭南生活经验必使他对嵇康的洞见有着更深刻的体会，故处处倡导节制欲望，调控情志。他多次痛斥享乐纵欲的糜烂生活：“夫五音八声，清商流徽，损聪者也；鲜华艳采，或丽炳烂，伤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畅玄》）所以时时要“少”自警，努力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对于任性机巧的现代人来说，这“十二项规定”针对生命的铺张浪费，倒颇符合今人“心灵环保”的理念。现代的很多发明创造，如智能手机、电脑等，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常常让人的感官得不到片刻的闲暇与安宁，于是有人提倡“断、舍、离”的“极简生活”，拒绝没必要的精神物质损耗，也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绿色”潮流。从这个角度来看，葛洪的养生之道颇具时代感。
潮流始终要符合永恒的宇宙、人事法则才能持久。葛洪养生之方的魅力在于他时刻把握自然的普遍规律，又兼顾人生日常的基本需求，做到“天人合一”。人生活在自然界中，脏腑气血的盛衰行滞，会随着四季与昼夜的交替而变化，因此人体的生命活动只有与四时之气的变化相应才有益康健。葛洪的养生之道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视听、饮食起居、衣被寒暖、坐卧劳逸等各方面都提出了可贵的建议：
是以养生之方，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流汗，不欲多睡……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伤脾，苦多伤肺，辛多伤肝，咸多则伤心，甘多则伤肾，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是以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调补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流行荣卫，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与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极言》）
葛洪这段精辟的见解是古人长期养生经验的凝练总结，至今仍值得珍视。他已经把养生道理说得很清楚，关键只在于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取舍与修行了。
（3）“激活”医方、提炼功法。
对葛洪中医药文化遗产作出创造性转化，惠及社群大众，有赖于我们立足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磨刮历史沉积的尘垢，激活其中大量的有效药方、灸法运用于临床实践，提炼、推广行之有效的健身功法，这是现代研究者值得探索的方向。
例如在食疗方面，我们完全可以研制出独树一帜的“葛洪养生系列药膳”。有研究表明，《肘后方》中的食疗特色十分显著，食物种类丰富多样，有灸、蒸、煎、烩、煮、炒、炖、熬、烧、煨、渍、酒制、醋制、盐制等多种制法，又有菜肴、药饭、汤羹、汁、药粥、药酒等形式，而且遵循辩证食治原则，注重饮食禁忌。[8]就拿广东人喜欢的粥来说，《肘后方》就有白粥、大麦粥、青头鸭粥、猪肾粥、桃仁粥、杏仁粥等品类，而酒就有苦参酒、桃仁酒、海藻酒、虎骨酒等18种药酒，有的用于治疗疾病，有的用于强身壮骨。这些食疗处方无论是用以指导日常的饮食保健，还是融入旅游文化产业中，都具有非常可观的前景。
再如在骨科方面，有研究者指出，葛洪对于慢性腰痛或腰腿痛的病因及证治有透彻的论述：“肾气虚衰，腰脊疼痛，或当风卧湿，为冷所中，不速治，流入腿膝，为偏枯冷痹。”[9]这里明确指出该病乃本虚标实之证，以肾虚在先为本，后为风寒湿邪入侵为标。其证见初起腰部疼痛，并逐渐向下肢放射，以致下肢发生疼痛麻木，最后发展到肌肉萎缩，行动无力。这些描述即为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症候。葛氏所提出的治疗方药：独活、附子、杜仲、茯苓、桂心、牛膝、秦艽、防风、川芎、芍药、细辛、干地黄等十二味，均是后世治疗慢性腰痛及腰腿痛的常用药物，也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效方剂“千金独活寄生汤”的基本组成，至今仍为临床广泛应用。葛洪还运用巴戟、杜仲、牛膝、狗脊、独活、五加皮、山茱萸、桂心、淮山药、防风、附子及干漆等炼蜜为丸，治疗“肾虚冷腰痛”及“诸腰痛”，而对于急性腰扭伤，葛氏称之为“反腰有血痛”，采用酒调杜仲外敷并结合灸法治疗。这些药方为今人提供了可贵的治疗经验。基于以上的认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梅全喜教授就曾参考“治患卒腰肋痛诸方”研制出了“葛洪腰痛宁保健袋”用于观察治疗各种腰痛。据称在83例病例中“总有效率达96.39％，其中对寒湿和血瘀型效果最好，有效率达100％。”[10]
又如在美容方面，也颇具广阔的研发前景，须知《肘后方》“治面皰发秃身臭心惛鄙丑方”是目前现存最早的美容药方专篇，收录了107首美容方。医史上鲍姑就因擅用艾灸去疣瘤而被尊为“中国首位女美容师”，葛氏夫妇可谓中医美容学科的鼻祖。中医研究者傅美容对葛洪的美容方剂进行分类整理，将其分为“驻颜美容”、“生发美发”、“香体熏衣”、“健身美手”、“保健美容”五大类，载方统计如下：
驻颜美容方：共收方剂55首，其中润肤祛皱方9首，美白祛斑方25首，治面皯疱方9首，治酒渣鼻方2首，疗面上恶疮方3首，灭瘢痕方2首，去黑子方5首。
生发美发方：共收方25首，其中生发乌发方16首，美发方2首，治头秃方3首，治头疮方4首。
香体熏衣方：共收方10首，其中治腋臭方6首，香身熏衣方1首，香身方3首。
健身美手方：共收方3首，其中令人肥健方1首，轻身方1首，美手方1首。
心理美容方：共收方12首，其中令人意识清醒，少忘事误事方8首，调节睡眠方4首。这些处方应用范围主要聚焦在美容治疗和养生驻颜两大方面，剂型多样，有散剂、酒剂、丸剂、膏脂剂，美容疗效也十分可靠，葛洪多用“良”、“神妙”、“神验”、“大神验”“神效”、“神良”“佳”“大佳”、“极美”等“广告词”，或记载用后“兄弟不相认，何况余人乎”、“夫妻不相识”、“面白如玉，光润照人”、“日渐白悦”、“光华射人”、“白光润”，显效时间有“三度”、“五度”、“三日”、“二十日”、“三十日”、“五十日”、“百日”、“一年”等说明。从这些美容方还可以总结葛洪的用药规律，即以甘温、入脾胃经的药物居多，常用木兰皮、桑白皮、茯苓皮、桃皮等植物皮入药，尤其喜欢用白色的药物如白芷、白茯等、白附子、白桐叶、白术、白芍药、白胶香、白檀香、鹰屎白、白蜜、白蜡等入药，甚至会用到少量有毒药物，如水银、真珠屑、光明砂等来治疗损美性疾病，起到以毒攻毒、以偏纠偏的作用。他还使用较多动物脂肪类，如猪脂肪、猪胰等，这些脂肪类药物具有滋润泽肤的作用，对皮肤的干燥、缺乏光泽有很好的润肤效果，同时作为赋形剂，也是构成美容方剂中膏脂剂的必用药品。这些美容方中常用的茯苓、白术、冬瓜仁、栝楼、杏仁、细辛、白芷、甘草、附子、桃仁、木香等药物，至今还应用在现代美容临床实践中。[11]如何在古方的基础上研发出新型而又不失“原味”的葛氏美容方，也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在养生气功领域，葛洪著述记载的导引、行气术依然具有潜在的生命力，留下了巨大的实践、推广空间。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对中国传统养生保健内容和方法的挖掘，国家体育总局牵头挖掘和整理了多套中国传统的优秀功法进行推广，比如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六字诀等等，丰富了群众健身项目的内容，让广大群众受益匪浅。将葛洪众多养生法作出系统的整理归纳，纳入到现代保健科学的视域中，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尝试。台湾中医学人刘志贤就是这方面的探索者。他“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健身气功的研究整理指导意见，采撷魏葛洪众多养生法之部分”，依次整理出“葛洪怡情术”、“葛洪道家行气术”、“葛洪道家导引术”。怡情术即今人所谓的心理保健或情绪管理。行气术与导引术则是健身气功，是练气、坚齿、聪耳、明目的方法。这些功法是“针对性强，简便易学，便于推广应用的养生保健方法，用以发扬传统养生思想精神，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民众健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