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西斗姥宫位于金花街斗姥前和芦荻西的交会处，为供奉斗姥的道教场所，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2011年12月公布为广州市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佛道之间的斗姥
广州奉祀斗姥的传统由来已久，据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
斗姥像在肇庆七星岩。名摩利支天菩萨。亦名天后。花冠璎珞。赤足。两手合掌。两手擎日月。两手握剑。天女二。捧盘在左右。盘一羊头。一兔头。前总制熊文灿之所造也。文灿招抚郑芝龙时。使芝龙与海寇刘香大战。菩萨见形空中。香因败灭。文灿以为菩萨即玄女。蚩尤为暴时。黄帝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伏蚩尤。又尝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风雨。古圣人用兵。皆以神女为助。于是倾赀十余万为宫殿极其壮丽以答之。论者谓。文灿当时以此十余万金钱募壮士。为朝廷办贼。必有功业可观。当剿贼时。菩萨何不再见。岂所谓福无重至者耶
乾嘉年间文献学家仇巨川所纂《羊城古钞》抄录了这一段，略去熊文灿错认斗姥乃玄女一说，补充道：“神名摩利支天菩萨……乃立宫殿于肇庆七星岩以祀之。而省城庙二：一在越秀山麓，一在东门外线香街”[2]。
学者陈献猷在校注《羊城古钞》时认为越秀山麓指今广州市西华路南侧斗姥前街，线香街指今广州市中山三路西段南侧荣华南、荣华北街。但笔者认为越秀山麓上的斗姥宫也可能指的是三元宫，据《同治十年（1871年）番禺县志》，“三元宫在粤秀山……明万历及崇祯重修，更今名。国朝顺治间修，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左翼镇复修斗姥宫”[3]。广东左翼镇为总兵之职。道光《南海县志》中“斗姥宫在城西芦荻巷口”[4]，则确为今日的城西斗姥宫。
明代已经基本完成了斗姥与佛教摩利支天的融合，元末明初《道法会元》将斗姥称作摩利支天大圣，描述了“三头八臂，手擎日月弓矢、金枪、金铃、箭牌、宝剑，著天青衣，驾火辇，辇前有七白猪引车使者立前听令，现大圆光内”的天母圣相。玄女最鲜明的形象为人首鸟身，文献中较早的记载为唐末《墉城集仙录》，“昔黄帝讨尤之暴……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5]，在此之前玄女形象未有特别说明，应常作人首人身。如果熊文灿将斗姥错认作玄女，其化身应该不是这两位神明的典型形象。衣着上，玄色在先秦指青色或蓝绿色，亦可引申为天空，斗姥着天青衣，或有所相像。
玄女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时期，《诗经》中降而生商的玄鸟与《山海经》中助黄帝止雨的女魃常与之联系。斗姥之说则要推至宋世道经《太上玄灵斗姆大圣本命延生心经》，彼时斗姥尚未与摩利支天融合，斗母尊号曰“九灵太妙白玉龟台玉光金真梵气祖母元君”，化用了西王母尊号，“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灵九光龟台金母，一号曰西王母”[6]，清代严可均认为玄女即西王母“玄女未详，或云天帝女，一云即西王母”[7]，在黄帝蚩尤之战中出现的三位神女“西王母”“玄女”“女魃”常有重合，早期历史中往往与战争、灾厄相关联。也有学者认为圣母元君化生的“洞阴玄和之气”与斗姆所象征的“先天阴气”相似[8]。据《墉城集仙录》，黄帝师从玄女，玄女师从圣母元君，太上老君“乘日精，驾九龙，氤氲渐小，如九色弹丸，自天而下，托孕于元君之胎”[9]，与道经中斗姥“因沐浴于九曲华池中，涌出白玉龟台神獬宝座，斗母登于宝座之上……化生金莲九苞……应现九皇道体”皆为有感而孕。《道德经》中的玄牝之门为天地根，万物由此而出，处于一种玄而又玄的状态，不易于信众理解，后世道教将道祖与星辰的诞生具体到了母亲的孕育。
《羊城古钞》记载了两广总督熊文灿征召郑芝龙剿灭海盗刘香：
怀宗崇祯七年甲戌春正月，会剿海盗刘香。刘香，闽人，聚众入海。天启六年焚劫粤之潮、惠，至是舍舟登岸。会城戒严，文武合剿，斩获甚众。次年，总督熊文灿檄闽帅郑芝龙诛之。[10]
剿灭刘香后熊文灿在肇庆七星岩设立道场，且传信栖和尚主持，邀请他莅临参观：
请栖和尚住持启（两广制军熊文灿）：恭惟栖翁和尚，莲宗得髓，花旨传心，戒定慧同归，一贯禅净，律结三根。询昏衢之炳炬，浊海之澄珠也。某受命九重，分符两粤，军务盘错，禅理荒辣，渴听雷音，遥瞻云岫，入林有愿，迫事无闲，兹启向者，视师南海，进剿香蛮。奏凯东陲，实凭斗圣，图惟报称，建立道场，卜胜地里于星岩，仍旧基为水月。庄严佛土，范铸支天，两载经营，一期成就，金容垣赫。宝殿莪，人境悬殊。禅房寂，欲圆妙果。端藉高僧，屈指居亭。匪公不可攒眉入社，岂子所知敬泐素鱼，拜将银鹿。天湖沥浦，相去几何。云顶星峰，能来伊迩。公肯振锡以临，予当扫迳而俟。谨启。[11]
熊文灿认为剿灭海盗刘香的胜利仰仗的是斗圣，即斗姥的庇佑，他为了报答斗姥而建立道场，并且使用了占卜的方式决定了道场的位置。“仍旧基为水月”之意应为沿袭水月宫的旧址。水月宫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因供奉水月观音得名水月，万历三年重修扩建，后废[12]，崇祯九年熊文灿重建并范铸摩利支天。水月宫门前有一对明代红砂岩石狮，原置于两广总督府。
从熊文灿信中遣词语气来看，他应当是十分虔信佛法的。笔者另寻到一段年谱，讲述丹霞天然禅师的生平，这位禅师是广东番禺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在其未入佛门之前，熊文灿就对其敬重有加。
两广总督熊文灿延请问道，待以师礼。时值发南汉王冢，株连甚众。有厚馈求转恳免罪，和尚婉辞不纳。朝廷诏举贤良方正，熊文灿以和尚特荐，当授郡守，和尚掉头不顾。[13]
当时崇佛在广东地区的官吏中亦十分盛行，《丹霞天然年谱》中记录了僧人们与官吏们的交游：
宗宝道独偕张二果游徽州……“复徙庐山黄岩寺，为金声、蔡懋德、熊文灿诸公所重，造室问道请说法。”[14]
两广总督熊文灿北上入京，总理九省军务，梁朝锺偕行。和尚、张二果自庐山至漳江迎之。遂与熊文灿、梁朝锺、张二果、杨海门、刘廷琮诸人同谒道独于黄岩。[15]
思宗闻败，逮熊文灿下狱。汤来贺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时已心仪和尚。[16]
上文所提到的宗宝道独是引领丹霞天然禅师祝发受具的高僧，曾与熊文灿论抚张献忠事：
十年四月拜文灿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文灿拜命，即请左良玉所将六千人为己军，而大募粤人及乌蛮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护，弓刀甲胄甚整。次庐山，谒所善僧空隐。僧迎谓曰：“公误矣。”文灿屏人问故，僧曰：“公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曰：“不能。”曰：“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曰：“未知何如也。”曰：“二者既不能当贼，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文灿却立良久，曰：“抚之何如？”僧曰：“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文灿去，抵安庆。[17]
熊文灿官拜兵部尚书，站在权利最巅峰时，宗宝道独却说出“一不效，诛矣”的谶言，但熊文灿并未反驳，或许对自己的命运也已有预见，后来也确如宗宝道独所言，张献忠降于谷城，而熊文灿则于次年下狱。作为世外之人的宗宝道独对俗世之事却看得很清，具有分析时局的能力和前瞻性的政治眼光，前文所提丹霞天然禅师在未出世之前也是能被委以郡守之任的贤才。可见官吏与僧人的交游并不仅限于求神拜佛等宗教活动，也有世俗意义上的政治动机。
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正月，丹霞天然禅师别熊文灿于九江，赴宗宝道独移锡的归宗寺落发，同年十月，熊文灿弃市。后忆及此事作诗云：“此生堪几误，惭望武昌楼。”诗中原注云：“忆崇祯庚辰九江与熊心开经略道别，亦以住匡心切，弗获同入京师，竟至永诀”[18]。
对于斗姥显灵助战大败海寇的神异传说，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或因熊文灿最终结局而持质疑态度，“文灿当时以此十余万金钱募召壮士。为朝廷办贼。必有功业可观。当剿贼时。菩萨何不再见。岂所谓福无重至者耶”[19]，今人所记《重修斗姥古庙倡建斗坛碑记——斗姥宫重修赋》中的评价较为客观，“语虽玄幻，实副舆情，尝闻怪力乱神，亦为世间折射”。斗姥与摩利支天融合后，在佛道庙宇内皆广受供奉，熊文灿在省城重地增建宫观，通过使粤人与中原信仰趋同，以此促进政治上的稳定。斗姥宫由官方主持建造，也长久地受着官吏们的香火供奉。清末另一位两广总督叶名琛，有着与熊文灿相似的、兵败赴死的命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因广州城破被俘，绝食自尽于印度，棺柩返粤后停放于大东门外斗姥宫。“贵国前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印度城内病故，当经装敛妥协，派委向来陪侍之英官阿查利一路护送……于四月十二日晚到粤，移至大东门外斗姥宫内，妥为停放”[20]。从地理位置上看，该宫并非正西门外的城西斗姥宫，清碑题曰“创建城西斗坛碑记”，此为与之遥相对望的城东斗姥宫。
世异时移，仍可从遗存下来的石刻中窥见昔日士宦云集的盛况。斗姥宫大门有花岗岩门夹，门额上刻“斗坛”两个大字与中间“城西斗姥宫”小字，为布政使司邓廷柑于“清同治辛未仲秋谷旦”所书。宫门两侧有两根石柱，刻有“清户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武英殿加一级顺德”罗惇衍的撰联：“恩沐鸿慈重焕瑶宫珠阙，劫缘龙汉双翻星旆云旗”。
斗姥宫内有块长两米，宽一米的《重修斗姆古庙倡建斗坛碑记——创建城西斗坛碑记》石碑，记载了同治岁次辛未季秋吉旦（1871年，同治十年）由官员、倡建缘首和倡建值事等人筹款，重修斗姥宫、倡建斗坛的事件。碑上有名的高官有布政使司邓廷柑（同“楠”）、广州府正堂梁采麟、南海县正堂杜凤治、户部尚书罗惇衍。
布政使司主管一省之行政与财政，邓廷柑于同治九年（1870年）秋，接任广东藩司布政使。同治辛未（1871年）仲秋伊斯兰教怀圣寺重修，邓廷柑亦为其题匾，学者张志湘认为这与同治年间多地爆发回民起义有关，同治帝为缓和民族矛盾，采取怀柔政策[21]，对于《左宗棠奏请禁绝回民新教一折》，同治帝答复“不可操之过蹙，致激事端。所请敕令各省一体禁绝之处，可从缓办理也”。[22]邓廷柑也是遵循朝廷的方针，通过怀圣寺题匾的行为表明官方对民族宗教的包容。重修斗姥宫与重修怀圣寺都发生在邓廷柑上任广东布政使后一年的秋天，由此可以推断他对于宗教的重视态度，或出于人情往来、或出于社会安定的考量，宗教在清代官员的政治生涯中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同治十一年（1872年）因上年雨水过大，粤省粮食歉收，邓廷柑捐资两千两，李鸿章上书为其请赏：“广东藩司邓廷柑以下虽据声称不敢仰邀奖叙，惟以隔省人员捐办赈款，不吝解推，无分畛域，均堪嘉尚，应请归入直隶赈抚案内，查照臣上年奏定章程，分别给奖，或准其移奖子弟，统俟赈务告竣另行核明汇办”[23]。可见邓廷柑在民生温饱上不吝慷慨。杜凤治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省城的各级官员到白云山取水祈雨的过程[24]，不久后同治十一年五月初一（1872年6月6日）发生日食，督、抚、司、道、府“各衙门延僧道鸣鼓救护，初食，出大堂对日行三跪九叩首礼”。古人认为掌权者的失德会导致天象的警示，因此在祭祀仪式上的表现也是官员们政治行为的一环。
斗姥宫古迹重光
据《城西斗姥宫碑》，斗姥宫于清雍正五年至九年（1727年—1731年）与乾隆十二年（1747年）进行过重修和扩建，其因起于秀士昊良治为保佑几子平安长大，许愿塑金身一尊，却苦于无庙宇安放，遂寻道士相商，将神像供奉于道馆内。雍正九年（1731年），“有里人梁士明萧建能为缘首签题众信买屋半进，凑成一大进，阔一十七桁，深二丈有余，艰于工料，未即凑建”。乾隆十二年冬月（1731年），“又有善信林朝卿蒙上铎曾鸣岐周国宾诸首事遇节进香，目覩往来各信众集庙宇窄小，参拜肩摩停足，无地发心签助”，募资将地藏旁的间隙之地“一段深四丈二尺，阔三丈六尺七寸，并前屋地二间”，改建为正殿头门，庙貌焕然一新。碑末道士还提及自己发愿想建岁君殿宇，正待筹齐善款、备足工料，今日斗姥宫新修元辰殿塑有六十甲子太岁金身，或全昔日之愿景。
由碑记中的捐赠记录，亦可窥见斗姥宫往日的布置。据雍正年间《城西斗姥宫碑》，“信士端保和助青砖一万足”，数目之大，可通铺地面，也可砌墙作隔断；“信士端和行喜认楠木金添神厨一囗”，“神厨”亦作“神橱”，既指烹调供神祭品的庖厨，又指安置神像的立柜，由神龛及其下面的柜子组成。此处既以楠木这种贵重木材作厨，应当指代的是立柜。
同治年间《重修斗姆古庙倡建斗坛碑记——创建城西斗坛碑记》碑首提到了“坛”的由来，即“古之为坛也，去庙始于坛祀之所以昭特敬”。记载了斗姥宫出资凑了四块地皮用以营建斗坛：“地藏送出地一即送回香油银贰百伍拾两正；买受陆宅屋一间价银玖拾两正；买受温宅屋一间价银伍拾伍两正；四欢地俱凑建斗坛”。《重修斗姆古庙倡建斗坛碑记》记录详尽。“郭容胜喜认两廊石柱一对；陈就昌喜认两廊石柱一对。”这二人捐赠了支撑木构的石柱，且在上面刻写了对联，至今仍清晰可见：
同治十年岁次辛未仲秋吉旦。道肇先天九气氤氲开造化，曜崇北斗三元旋幹仰胚胎。沐恩郭容胜敬奉。
同治十年岁次辛未仲秋谷旦。九气胎元母道退居天垣北，万家顶礼神光长护粤城西。
据《重修斗姆古庙倡建斗坛碑记》：
囗囗囗喜认正庙铁聚宝炉一个
六新号喜认照壁云龙一个
昊其瑞喜认斗坛纱帐一堂
冯昊氏喜认斗坛云石香炉一个
梅瑶池、林蕙芳喜认司坛土地金像一尊
彭厚德堂喜认九星灯一枝
振茂号喜认锡鹤壶爵杯全囗
昊文照喜认金字柱联一对
西区介福堂喜认斋戒牌一对
辛未年值事喜认全金柱联一对
宝珍号喜认神脏全副
郭昊氏喜认九皇圣像银三拾大员
钟岳灵喜认斗坛大铜香炉一个
潘桂巢、潘泽霖喜认斗坛大铜香炉一个
斗坛缘首值事喜认神楼一座、全金云龙头牌四对
在清末以来“庙产兴学”运动的影响下，当时的广州政府把一批庙观改作学校或其它公共设施，包括金花直街上的原金花娘娘庙，曾被改为短期学校；民国以来到抗战广州沦陷的2、30年间，广州的庙观历经数度改、卖、拆，许多已然面目全非；解放后斗姥宫部分建筑被拆除，被用作社区派出所办公地，后又成为街道保安的宿舍，但整体结构尚保存完好，木构石雕宛然如旧，现存建筑有三间大厅、两个庭院，两侧偏房与围廊，主宫四根大木柱一贯到顶，全宫不施一根钉子，皆以榫卯对接，厅屋顶盖仍为清代制作的瓦[25]。
斗姥宫在它漫长的岁月中经历过一段沉寂后，又迎来了新的曙光。经各界呼吁，2018年12月5日，斗姥宫正式委托道教界管理使用，2019年12月，获批筹备设立斗姥宫。在荔湾区文物部门的指导下，2020年7月，斗姥宫修缮工程正式开工。2021年5月，斗姥宫主体建筑基本修缮完毕，于2023年1月4日恢复开放[27]。新年新气象，斗姥宫重开殿门，前来烧香拜太岁的四方香客如云如织。古时装点神坛的物品虽已不在，但今朝斗姥宫重光之貌焕然而新，与石碑上的刻字交相辉映。“时维桂月，斗姥宫卜吉开光”，谨以纪念的碑记，沿用了前人碑记命名，题为《重修斗姥古庙倡建斗坛碑记——斗姥宫重修赋》，与数块清代碑石并列廊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