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医道同源。”说的是中国的道教与医学在对人体生命探究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理论实践的源头上难分彼此，都共同分享着相似的宇宙观、天人观、身心观。“十道九医”，历史上亦道亦医的名家辈出，从葛洪到陶弘景再到孙思邈，都是兼修道法医术的佼佼者，对中华养生学说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近代史学大家汤用彤先生在《读道藏札记》中说:“《养生延命录》卷上第九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已往，义可略焉。”[1]以上十项，其实概括了魏晋时期养生学说之梗概，葛洪的医道养生方法基本涵盖了这十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比较全面系统，为后世的医学养生理论做了必要的奠基。
长生不老是道教的终极追求，但“百病不愈，安得长生”？所以健康是长生的前提。要保持健康，必重养生。在这方面，葛洪极力宣扬“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提升生命质量，提出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极深的重要原则，其中最有统摄性的就是“内外交养”，即所谓“内修形神，使延命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抱朴子内篇·微旨》[2]）一方面是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积极加强身体与精神锻炼，另一方面是注重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尽一切可能避开不利的客观因素的干扰。前者偏重于主动干预，后者偏重于积极预防。围绕这个宗旨，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详述：
一、积德立功 慈心养性
早在先秦时期，道家的鼻祖老子、庄子就主张尊道贵德，自然无为的精神保养，作为神仙道教理论的奠基人，葛洪的养生思想中自然显露出浓厚的道家气息。他首先强调积善立功的重要性:“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微旨》）进一步提出一系列修德养性的要求：“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憨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胜己，不侫陷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对俗》）在所有善行中，救人生死、解人疾苦的功德最大：“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对俗》）在这里，葛洪把医者的德提高到了与“道”相提并论的崇高地位，积德行善，慈悲怀物，是通往长生不老的不二法门。在那兵祸天灾交加纷乱的社会环境中，葛洪本人身体力行着自己倡议的德行，采药行医，挽救了无数民众的生命，受到了民众的感激、崇拜和信服，也对后世的医德思想形成了重要影响。而积德立功可改善、支配自己命运的理念，激励并指引了无数民众积极行善，到了宋代被吸纳到《功过格》（一种道德自省的记账本）中盛行于世，形成一股巨大的思潮，推动了近世民间劝善运动的开展。
除了德行的实践与积累，葛洪还发挥老子清心寡欲、和光同尘的思想，重视内在精神的修养，使心神宁静恬淡：“夫人所以死者，诸欲所损也”(《至理》)“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害恶之端”，使“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他警告世人如果“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必定“有倾越之灾，有不振之祸”。
他留意到生活中很多细节会杀人于无形，也可益人于无穷：“损之者如灯火之消脂，莫之见也，而忽尽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觉也，而忽茂矣。”所以“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基于此说，葛洪提出许多具体细致的修身养性方法，使人们对生命勿“空自焦愁”，因为愁虑“无益于事”，不如“乐知天命”，认识、把握生命的自然规律，让身体壮实起来：“人无少长，莫不有疾，但轻重言之耳，世人以觉病之日始作有疾，犹气绝之日，为身丧之侯也。唯怨风冷暑湿，不知风冷暑湿不能伤壮实之人也。”自己只要通过修德行养心性，顾护身体，完全可以强健体质，以期延年益寿，乐享天年。
如何养好心性？葛洪指出关键在抵御六种人心诱惑：“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何者是邪？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尔。盖缘未见其益。（《抱朴子养生论》）名利、声色、货财、滋味、佞妄、嫉妒这六种令人贪著迷恋的东西不除，心神就不能安宁，所以清除“六害”是养生的关键。另外他又指出“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然后真一存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焉”，要“睹财色而心不战，闻俗言而志不沮”。总之，心志的从容淡泊是必要的前提。《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葛洪正是演绎了这一经典观点，用他的话说是“恬愉静退，独善守己，诱来不戚，誉至不喜”，“不劳神于七经，不运思于律历，心不为艺文之役，……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这看起来似乎是极高的理想要求，有悖人的自然本能需求，但在修道养生者看来，则是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超越，是更符合自然的人道需求：“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这种尊贵的追求是否能最终实现，视乎内心的笃信虔诚与实际行动的勤习持恒：“长生养性避死者，未有不始于勤而终成于久视也”，必须“笃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知守一养神之要，则长生久视。”
可见，养生之道除重视身体调养之外，还要避开外界各种欲望的诱惑，努力去积德行善，让心神不乱，情志安定，慈心应物，方得德高寿长。在林林总总的养生细则中，葛洪始终把陶冶道德情操、提升精神修养放在首要位置。
二、博采众术 重医反巫
“藉众术之共成长生”，这是葛洪养生方法的基本立场。凭借这种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他总结了前人的养生理论与经验教训，继承了丰富的养生方法，《抱朴子内篇》就载述了10余种养生方法，如行气、导引、吐纳、房中、辟谷、服饵等，并且提供了很多具体可行的操作手段及方药。他说：
养生之尽理者，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朝夕导引以宣动荣卫，使无辍阂，加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不犯风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杂应》）
可见服食、行气（静功）、导引（动功）、房中（性保健术）是他最重视的。当然，他并不排斥其他方法，只要是能祛病延寿的功法都为我所用。他主张养生者应该博闻强识，“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多向别人学习，体会各种技法的精髓，寻找适合自己特点的功法，偏修一种是绝对不足的：“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唯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方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者，则曰唯药饵可以无穷矣。”“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浅见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葛氏认为这些都是“学道之不成，就在于偏枯之若此也。”（《微旨》）善养生者不能因偏执自己的学识范围而自我禁锢，否认其他亦有成效的养生方法，应当抱着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根据自己养生治疾的需要，有选择的进行一种或几种养生方术进行修炼，而不是偏信偏修一种方术，如此方得长寿。葛洪这种兼收并蓄的传统一直被后代卓有成就的养生家们所继承，从唐初孙思邈《千金方》以至明清的养生著作中都广收行气、导引、服食等养生术。
葛洪养生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张养生者兼习医术，他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杂应》）因为方法未能熟练掌握或操习不当之时，血肉之躯难免患病，如他所说的：“但患居人间者，志不得专，所修无恒，又若懈意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总之，祛病健身是长生成仙的基础，他引用神农经的话说:“百病不愈，安得长生?”葛洪自己就深通医术，他的医药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和《肘后救卒方》三卷，在中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二节将详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葛洪认为疾病生死与鬼神关系不大，而是由于“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劳逸过度，当风卧湿，饮食失节”等原因造成，因此祭祷鬼神无益于祛病延年。他说：“聂尔之体，自始兹患，天地神明，易能济焉？其烹牲罄群，何所补焉？夫福非足恭所请也，祸非礼祀所攘也。若命可以重祷延，疾可以丰祀除，则富姓可以必长生，而贵人可以无疾病也。”他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祭祷无益于祛病延年，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祭祷之事无益也，当恃我之不可侵也，无恃鬼神之不侵我也。”（《对俗》）
痛感于当时巫医盛行对社会百姓的危害，葛洪严厉批判了那些妄言祸祟、专以问卜祭祷为业的巫祝，讽刺那些无知肤浅、恣情纵欲的凡夫，他说：“患乎凡夫不能守真，无杜遏之检括，爱嗜好之摇夺，驰骋流遁，天理灭矣；惑乎见闻，有迷无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劳溢，诱于可欲，而纯一迁矣。心受制于奢玩，情浊乱于波荡之灾，有不振之祸，而徒烹宰肥怡，沃酪醒醋，撞金伐革，讴歌踊跃，于是有倾越拜伏稽颡，守请虚坐，求乞福愿，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他还引用历代帝王信巫崇鬼而遭灾难的史实告诫人们要崇信正道，摒弃旁门邪术：“楚之灵王，躬自为巫，靡爱斯牲，而不能却吴师之讨也。汉之广陵，敬奉李须，倾竭府库，而不能救叛逆之诛也。孝武尤信鬼神，咸秩无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孙主贵待华响，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尽之期（《道意》）葛洪这种重医术反巫祝、重人事轻鬼神的态度无疑是科学理性的，值得今人深思。
三、宝精爱气 节宣有度
中国传统医学与道教都认为精、气、神是人身之“三宝”，是构成生命的三种基本元素。用现代的语言作类比，三者大概分别构成人体结构和维持物质基础、能量及精神主宰。修养心性、涵养情操可归属于“神”的领域，上文第一小点已经述及。这里的“宝精爱气”，更多涉及的是房中术（即古代的性保健医学领域），在这方面葛洪也有独到的见解：“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若纵情恣欲，不能节宣，则伐年命。善其术者，则能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于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令老有美色，终其所享天年。”（《微旨》）葛洪认为性生活是人正常生理的需要，绝色禁欲会导致气滞血疲，所以旷夫怨女多病而不寿。但是如果放纵情欲，不知节制，也会折损年命。惟有做到所谓“节宣之和”，即阴阳之交适度，方可不受损伤。《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说“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常，故半百而衰也。”因此先秦医家早就提出了恬淡虚无、少私寡欲、节制性欲的养生原则。葛洪提倡宝精爱气、节宣有度，与《黄帝内经》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撇除“走马补脑”、“还丹朱肠”等夸张隐喻描述，这样的认识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也是一致的。现代医学认为，合理而规律的性生活可以调节人的心脏和肺部的功能，促进血液循环，使皮肤更加有光泽，增加肌肉关节的运动，调节人的运动系统机能，还可以促进性腺分泌，延缓衰老。另外，性活动还可以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善人的情绪，可以预防某些心理疾病的产生。
传统中医认为人的生命运动中精气不断被消耗，又不断得到补充，作为生命之本的精气若充足则生命力旺盛，若虚少则生命力衰弱，所以自古以来养生家、医家都很注重精气的摄养与存护。由于先天禀赋的不同，“人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因此葛洪认为精气的盛衰与寿夭有着密切关系，强调“宝精爱气，最其急也”、“亡精费气，最大忌也”。如果平时不注意宝精爱气，使精气日益耗竭，就会降低机体的抵抗力，导致生命逐渐枯萎：“气竭则身死，死者不可生也”。由此葛洪特别强调要达到养生目的，就要顾护精气，加强精气的生成，所谓“至要者在于宝精行气”，即顾护精气的同时更要注意通过“行气”、“壮气”来“养气”，补充生命能量。所谓“行气”“壮气”，类似于气功，即通过调整呼吸吐故纳新，使气通达于形体内外上下，提升自身免疫力。这需要在“行气不懈，朝夕导引”的过程中不断“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使得“因气以长气”。葛洪通过自身修道养生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善行气者，内以养生，外以却恶，”甚至“可以不饥不病”，“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延年命”，若“气大衰者则难长也。”经过千百年的养生家实践及现代医学证明，气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延缓衰老，利于身心保健，今天在全世界皆有勤习不辍者，可谓中华养生学的一大创造。
自秦汉以降，房中术成为方术中一大流派，某些邪淫之徒渲染房中术有能修炼成仙的种种奇效，日益神秘化、玄虚化，对此葛洪给予一一驳斥：“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或亦奸伪造作虚妄，以欺诳世人……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微旨》）房中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遭到围剿批判而逐渐式微，其中一些平实可取的知识慢慢被医家所吸纳，成为大众性保健的常识，在这“祛魅”过程中葛洪起了不小的功劳。
四、预治未病 防微杜渐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重视日常保健来预防疾病，《黄帝内经》有所谓“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的说法，葛洪充分发挥了这种预防医疗思想，加上他本人目睹了当时社会动荡岁月疫病流行时的惨状，因此极力主张“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地真》）这既是他对《黄帝内经》“治未病”理念的继承，也是后世医疗“防重于治、以防为主”理论的雏形。他强调养生防病应从小处着眼，防微杜渐：
故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聚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至亿也。若受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矣。（《极言》）
如果一个人在修身养性预防疾病方面能够做到谨小慎微、防微杜渐，那么他几乎是达到了“知道”的境界了。葛洪还主张对疾病的预防要和日常养生保健结合起来，要在无病、年轻时就及早进行。他指出：“凡为道者，常患于晚，不患于早也。”（《杂应》）与此相反，一个人如果“恃年纪之少壮，体力之方刚者，自役过差”，就很有可能导致“百病兼结，命危朝露”（《极言》），故此，他多次强调先要加强防备，只要远离伤损之事，生命本身就具备自愈力或生生不息的能力，他引用《仙经》总结说：“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极言》）又说：“禁忌之急，在不伤不损而已”（《内篇·微旨》）。
葛洪屡屡提醒要预防的“伤损”，其实就是日常中不易觉察到的坏习惯。他罗列了十三项“伤损”之事：“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力所不胜而强举之，悲哀憔悴，喜乐过差，汲汲所欲，久谈言笑，寝息失时，挽弓引弯，沉醉呕吐，饱食即卧，跳走喘乏，欢呼哭泣，阴阳不交”这些勉强的、人为的不当追求及活动将带来严重的潜在危害：“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也，谓久则寿损耳”针对这些不良的状态，葛洪指出了“不伤”的养生禁忌，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甚劳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车走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欲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卧露星下，不眠中见肩，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这一系列日常生活的“禁忌”看似繁琐，所针对的恰恰是人们经常容易忽视的、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坏积习。这些不伤之道，无疑有助于纠正人们的积习，为人们预防疾病指明了正确的保健途径。
总体而言，葛洪“内外交养”的医道养生思想显透着“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及理想科学态度，尽管长生久视是他追求的终极归宿，但注视生命健康的预防医疗思想却是他养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医学、养生学的进步与发展。